营口市封山育林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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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关于印发《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项目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际〔2011〕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不含西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中央项目协调办公室，有关项目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项目的财务管理工作，推进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项目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我部制定了《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项目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部。
　　附件：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项目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财政部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附件下载：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项目财务管理办法.doc
http://www.gov.cn/gzdt/att/att/site1/20110216/001e3741a2cc0ec5c42101.doc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项目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项目的财务管理工作，合理有效使用贷款赠款，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赠款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38号）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国际金融组织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财政部转贷（含统借统还）、转赠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项目(以下简称贷款赠款项目),在准备、实施、竣工至贷款本息费全部偿还期间的财务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贷款赠款项目财务管理坚持“统一管理、分工合作、各司其职、规范有效”的原则，财政部门和项目单位应密切协作，明确管理规则、程序、权限和责任，对项目资金的筹集、使用、偿还全过程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第四条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项目财务管理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建立健全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加强财务管理和监督检查，规范贷款赠款资金的筹借、使用和偿还，优化融资结构，合理使用资金，高效运营资产，防控潜在风险，实现项目目标。
第五条 项目贷款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账核算。原则上不同项目单独设立指定账户，按项目分账核算。同一赠款方同一币种赠款资金,只能开设一个账户,按项目分账核算。项目国内配套资金可参照办理。
第六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是指财政部经国务院批准并代表国家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欧洲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统一筹借并形成政府外债的贷款，以及与上述贷款搭配使用的联合融资；
国际金融组织赠款，是指财政部或者财政部经国务院批准代表国家作为受赠方接受的、不以与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搭配使用为前提条件的国际赠款。
项目单位，是指管理和使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资金的部门和单位，包括：
(一)管理和实施财政部直接转贷、转赠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项目的中央项目协调或执行机构；
(二)管理和实施地方财政部门再转贷、转赠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项目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三)项目完工后的运营单位；
(四)财政部门授权管理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项目的部门和单位等。
指定账户，是指财政部门或经财政部门授权的项目单位根据国际金融组织和国家有关规定开设的用于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资金收支管理的专用账户。

第二章 财务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七条 财政部门作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的归口管理部门，对项目的评估论证、对外磋商、谈判签约、转贷转赠、资金使用、招标采购、债务偿还、信息统计、绩效评价实施全过程财务监督管理。主要工作职责：
（一）制定、发布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等规章制度，对项目财务管理活动进行指导与监督。
（二）牵头负责项目对外磋商、谈判、签约事宜。
（三）代表本级政府与本级项目单位或下级政府签订项目转贷、转赠协议。
（四）参与项目前期评估论证，地方财政部门负责编制贷款申请书和评审意见书,逐级上报财政部审批。
（五）管理在本级设立的项目指定账户，审核并支付项目贷款赠款资金，监督项目贷款资金和配套资金的使用和落实情况。
（六）审核确认项目年度资金使用计划、年度采购计划、年度国（境）内外考察培训计划。
（七）地方财政部门负责相关招投标工作的监督检查。
（八）审查经审计的项目年度财务报告以及竣工决算和完工报告。
（九）负责贷款债务分割、落实，按照贷款协定和转贷协议的要求做好还本付息付费工作。
（十）负责设立本级政府还贷准备金，并对下级政府还贷准备金的设立、使用及年度余额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十一）就项目实施相关财务管理事宜与有关国际金融组织进行沟通与协调。
(十二)牵头组织编写项目财务管理手册。
第八条 项目单位应按照国家相关财务会计法律、法规和其它有关规定，明确内部财务职能机构、分工和权限，提高财务管理效率，主要工作职责：
（一）建立健全本单位管理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项目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财会制度和国际金融组织财务管理的要求，建立健全项目财务管理和完整的会计核算体系，对项目进行独立核算。
（二）指定专门财务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对本单位和下级项目单位进行财务政策培训、业务指导及财务监督。
（三）为项目前期评估提供技术支持，组织编制项目概（预）算。
（四） 管理经财政部门授权在本单位设立的项目指定账户。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据实支付项目贷款赠款资金，编制所辖项目提款申请书，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支付。
（五）筹措落实项目配套资金。
（六）编制项目的年度资金使用计划、年度采购计划、年度国（境）内外考察培训计划和选择采购代理机构、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确认。
（七）组织项目土建工程、设备、咨询采购以及相应的招标、评标、合同谈判及授予。
（八）配合财政部门签署（再）转贷、转赠协议，落实债务，及时还本付息付费。
（九）负责编制项目年度财务报告和工程竣工报告，按要求报送有关部门。配合做好项目后评价及项目绩效评价。
（十）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和审计部门的审计，及时落实整改检查或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并向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报告。
（十一）协助财政部门编写项目财务管理手册。
第九条 财政部门和项目单位应保持财务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相对稳定，保证财务管理工作的连续性。如确需调换财务人员，应按《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规定，办清全部交接手续，保证项目执行不会受到重大影响。

第三章 资金及支付管理

　　第十条 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项目的资金来源包括：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联合融资和国内配套资金。
第十一条 各出资部门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出资责任。项目单位应当按照有关协议以及项目评估报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筹集配套资金。
第十二条 财政部门和项目单位应建立健全项目资金支付的审批流程和监控制度，明确项目贷款赠款资金支付的条件、权限和程序。
第十三条 贷款赠款资金实行计划管理，每年度结束前30天，项目单位编制下一年度项目活动安排和资金使用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报上级财政部门审批。
第十四条 项目单位须按贷款或赠款协定所规定的费用类别和比例进行费用支付和提款报账工作。项目单位应按照国际金融组织的支付政策和财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及时向同级财政部门提交提款申请书及合格费用证明文件，办理贷款赠款资金提取事宜。提款报账原始凭证应由本级项目单位妥善保存、备查。
第十五条 财政部门和项目单位应按照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及时办理项目外汇登记、结汇、购汇等审批手续。
第十六条 项目单位应于每次提款及收到同级财政部门下达的付款通知后，及时核对、确认实际发生的支付金额、支付类别、付款日期等基础财务信息。
　 第十七条 国际金融组织项目评估文件或贷款协定、赠款协议中规定贷款回收后可用于再投资或滚动开发的，按照国际金融组织项目评估文件或贷款协定、赠款协议所规定的投向和条件进行，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应加强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项目实施中的如下情形，项目单位须经地方财政部门逐级上报财政部事前审查：
（一）项目的建设时间、内容、地点、范围、资金用途、融资结构、支付比例等发生重大实质性变更的；
（二）贷款赠款项目无法在贷款或赠款协定所指定的账户关闭日之前完成支付而需要延期的；
（三）项目签约生效后，项目单位提出部分或全部中止项目实施的。

第四章 成本费用管理

第十九条 项目单位应建立成本预算约束机制，严格控制项目工程成本。
第二十条 财政部门和项目单位应按有关国际金融组织的适用政策和财政部有关规定，做好项目费用归集、分类核算等财务监管工作。
　　第二十一条 实物形式的配套或捐赠，有发票账单的，按照发票账单所列金额计价；无发票账单的，参照同类实物的国内或者国际市场公允价计价。
第二十二条 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采购费用的预算制定、执行和调整参照同行业同期标准，执行中预算调整幅度应严格控制在项目评估中所确定的不可预见费幅度之内，财政部和有关国际金融组织经磋商另行批准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应严格控制车辆和办公设备采购、与项目无实质性联系的培训考察和各类会议等费用支出。财政部门应严格控制此类费用预算，超预算费用不予支付。
第二十四条 项目出国（境）培训考察费用应严格按照《财政部 外交部关于印发<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01]73号）、《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出国团组管理办法》（财际[2001]99号）、《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赠款项目城市间交通费管理办法》（财国际[2003]16号）、《财政部国际司关于进一步加强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赠）款资金因公出国（境）管理的通知》（财国际[2009]30号）、《国家外国专家局、财政部关于调整短期出国（境）培训生活费开支标准和部分国家培训费币种的通知》（外专发[2002]95号）、《国家外国专家局、财政部关于调整中长期出国（境）培训人员费用开支标准的通知》（外专发[2006]172）等相关办法的具体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原则上不得在项目采购或咨询合同约定出国（境）培训考察内容，确有需要的，应事前逐级报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审查确认。
第二十六条 会议和差旅费用原则上应根据项目单位隶属级次，参照《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06]313号）、《中央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国管财[2006]426号）或项目所在省市政府的相关办法执行。按国际金融组织的相关安排确需提高标准的，应事前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查确认。
第二十七条 招标采购代理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项目咨询费用是指项目准备或实施过程中用于聘任咨询公司或独立咨询专家的费用。财政部门和项目单位应从严控制咨询费用，费用标准的确定应参照专家所在地生活和收入水平。由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支付的，专家的选聘应按照国际金融组织相关指南执行，资格条件和费用标准应事前报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审查确认。由国内配套资金支付的，按照国内同行业相关标准执行。
第二十九条 地方项目协调机构和执行机构管理费原则上应纳入预算管理，具体办法由省级财政部门参照《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中央项目协调机构项目管理费申请及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际[2007]50号）另行制定。
第三十条 长期负债和流动负债的利费支出，在项目尚未交付使用或者虽已交付使用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以前，应计入项目工程成本。
第三十一条 出包工程应按照实际支付工程价款计价。
第三十二条 进口的物资设备原则上不得转让出售。确有多余的，应逐级上财政部，统一商国际金融组织后进行处理，并按有关程序补报关税。
第三十三条 进口设备索赔收入。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赠款的项目单位，在采购进口设备、物资中，由于质量或其他问题而发生的索赔收入，属于项目单位的收入，应作如下处理：
（一）如果索赔以后，经国际金融组织同意后确需继续进口类似设备、物资以抵补的，索赔收入供项目采购进口设备、物资继续使用。
（二）如果索赔以后，不再进口类似设备、物资的，索赔收入应上缴同级财政部门，抵减今后到期债务。
第三十四条 财政部门和项目单位应严格按照项目贷款或赠款协定所规定的标准、条件、类别及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标准支付、归集各类费用支出，严禁将项目资金用于不合理、不合规或超标准的费用支出,严禁挪用、套取项目资金。

第五章 资产管理

第三十五条 项目单位应按照国家会计法规制度的相关规定，对项目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的形成、确认、计价、损益和移交等实施财务管理。
第三十六条 项目资产的转移、出售、抵押、置换以及报废清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项目单位财务管理制度的权限和程序进行。
第三十七条 流动资产管理
　　（一）贷款指定账户的利息收入用于还贷准备金的比例不能低于50%，其余部分可用于项目管理费用开支。赠款指定账户的利息收入可用于项目相关活动。
（二）项目单位应加强应收款项的管理，认真进行事前信用风险评估、事中跟踪履约情况、事后落实收账责任，有效降低坏账损失。
（三）项目单位应建立健全存货管理制度，规范存货采购及收付的财务审批流程和权限。物资设备采购必须根据贷款或赠款协定所规定的采购方式并按照国际金融组织的采购指南、手册和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八条 固定资产管理
（一）在建工程项目交付使用后，应在一个年度内办理完毕竣工决算手续。
（二）项目建设单位已交付使用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固定资产应继续列为交付使用资产，办理竣工结算并经运营单位验收后，由后者列为固定资产并按相应会计制度进行管理。
（三）项目单位应建立固定资产购建、使用和处置制度，参照相关行业标准自行确定固定资产折旧办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第三十九条 项目完工后，项目形成的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应单独移交。
第四十条 项目完工后，项目单位应进行各项资产清理造册，编制项目竣工报告、清理期间收支报表，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审查确认。

第六章 债务管理
第四十一条 财政部门和项目单位应建立健全多级次、多渠道的债务偿还保障体系，落实债权债务关系，采取切实可行的债务管理措施，有效防控贷款项目债务风险。
第四十二条 项目前期准备阶段，在财政部门组织的前期评审中，应对潜在的财务和债务风险进行评估论证，充分考虑还贷责任和能力，合理确定偿债责任，落实偿债资金来源，在此基础上报送贷款申请书和项目评审意见书。
对投资额较大、经营性或潜在风险较大的项目，财政部门可要求债务人提供与债务总额相适应的财务反担保。
第四十三条 在项目实施阶段，财政部门应及时进行债务分割。项目单位应就统一组织的项目活动，及时向同级财政部门提交债务分割单及相关文件，协助财政部门落实债务。
第四十四条 财政部门和项目单位应提前制定还款计划，落实偿债资金来源，按时足额偿还到期债务。
第四十五条 项目单位变更、转制、改组或管理权让渡等，以及项目单位资产重组、经营权转让、改制（包括股票上市）、兼并、破产等重大事项，可能导致项目债权债务关系变更或未偿债务逃废的，事前须报财政部审批。
第四十六条 财政部门应建立健全偿债信用考评和债务预警体系，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
第四十七条 财政部门应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建立还贷准备金，并保持合理规模。
第四十八条 项目单位未能按时足额偿还贷款项目到期本息费的，财政部门有权按照《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赠款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38号）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七章 会计核算
第四十九条 项目单位应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对项目进行独立会计核算。
第五十条 项目单位应按财政部有关会计核算办法的要求统一设置和使用会计科目，统一会计核算方法，会计核算应做到账证、账实、账账、账表相符。
　　第五十一条 外币业务。发生以人民币之外的其它币种货币进行的款项收付、往来结算以及计价等外币业务时，财政部门和项目单位应采用多币种分账制进行会计核算。

第八章　财务报告和信息管理

第五十二条 项目单位应按照国际金融组织和财政部门有关规定，编制、汇审和报送项目财务报告及各类财务统计信息。
第五十三条 项目财务报告和财务统计信息应按资金转贷转赠渠道按时报送同级财政部门，逐级会审后报财政部备案。
第五十四条 项目年度财务报告应附有审计部门出具的审计报告。
第五十五条 财政部门和项目单位应逐步建立健全资金、资产、财务、债务管理一体化的信息处理系统，提高财务信息管理的工作效率。

第九章　财务监督与审计

第五十六条 财政部门和项目单位应按照财政部、国家档案局颁发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及国际金融组织相关规定妥善保管项目财务会计档案、资料备查。
第五十七条 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及国际金融组织有权调阅、检查、核实贷款赠款项目的财务会计资料，并就检查或审计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有关规定的情况，采取相关措施进行处理，包括限期整改、暂停资金支付、强制提前收回贷款或赠款等。项目单位应积极配合。重大财务违规行为及处理意见应报财政部。
第五十八条 为项目提供公证审计的相关机构，应在国际金融组织规定的时限内，对项目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及其它有关规定，以虚报、冒领或其他手段骗取贷款赠款资金的，或者滞留、截留、挪用及其他违反规定使用贷款赠款资金的，或者从贷款、赠款中非法获益的，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条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或规定处理。
第六十条 财政部门、项目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贷款赠款的管理、资金使用和偿还过程中，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要依法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第十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 国际金融组织对贷款赠款项目财务管理另有要求且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十二条 中央各有关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六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财会管理暂行规定》（（93）财世字第127号）、《财政部国际司管理的赠款项目财务管理办法》、《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贷款项目财务管理办法》（财外字[1995]16号）同时废止。


论法官的良知

高 军

摘要：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而在法官要素中，法官良知又是其灵魂，法官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司法过程的结果，决定有无司法公正。本文着重就法官良知的内涵及保持法官良知的内外部诸条件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法官　 司法　 良知　　
法治社会是司法最终裁决的社会，法官代表法律裁决案件，对维护整个社会稳定与健康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社会正义和人权的最后救济者，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值得注意的是，法官审理具体案件时不仅仅依据的是事实与法律，除此之外，还要结合自己的良知，即基于对法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认识与理解以及对自己所经历的法律生活的体验和反思，而产生的对社会成员之社会行为的善与恶、正确与错误进行判断并采取相应行动的意识与能力。学者指出，“就一个法官而言,他的专业能力固然重要,然而,他的良知则永远是最重要的。法官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司法过程的结果,决定有无司法公正”。[1] 而卡尔·卡拉斯则更进一步，甚至认为“仅仅要求法官要用最好的智识和良知来裁判，是不够的。应该规定法官仅需要那些最小的智识，而需要那些最大的良知”。[2]
一、 法官为什么需要良知？
首先，众所周知，从法律的特征来讲，法律本身仅是死物，“徒法不足以自行”，必须由人来操纵，马克思曾指出“要运用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动运用，那么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3]。由于社会生活纷纭复杂，各种新类型的案件层出不穷，面对无限发展着的社会，“立法者不是可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为人们设定行为方案的超人，尽管他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留下星罗棋布的缺漏和盲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是千疮百孔的”[4]。在很多时候，法律可能会缺位，可能会有缺陷。但是，“法律有时入睡，但绝不死亡”，法官在适用法律时，绝不能以法律规定不明确、不完备或欠缺为借口而不予受理，更不得以此为由拒绝裁判，否则，“如果一个纠纷未得到根本解决，那么社会机体就可能产生溃烂的伤口”[5]。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应当发挥造法的功能，因为 “法律不只是作为一种条文或规范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原则和精神存在。一个合格的法官，并不拘泥于法律条文的有无，而在于对法律精神的理解，以自己的智慧和法律素养，将法律精神融化于案件事实之中，进而发展法律。法律依据不只是法律条文。对法律的原则和精神的理解才是法官的生命” [6]。那么，对于什么是法律的原则和精神，主要取决于法官心中的自然法理念及对公平、正义的理解，取决于法官的良知。
其次，由于法律概念的抽象与概括及法律语言的歧义以及立法技术的失误等众多不确定因素作用的原因，法律自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滞后性的模糊性等局限，[7]不同的人对同样的法律甚至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对此，达维德认为，“法律的实施以解释过程为前提”[8]，汉密尔顿指出，“解释乃是法院正当与特有的职责”[9]，马克思则更明确地指出，“法官的职责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10]。而何谓“诚挚的理解”，则对法官的良知提出了要求。因此，对于那些明显违背理性的恶法，法官应大胆地拒绝服从。而对于那些有缺陷的法律，法官应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通过符合法律精神的解释而使它变得没有缺陷以达到实现正义的目标。那种认为法官的作用就机械地执行法律，“把所有基于人民的决议和法律的东西都是正义的这种想法是最愚蠢的”[11] 。
最后，司法的功能角度来讲，现代司法的作用是定纷止争，它不仅仅是私人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它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社会公共福祉的最终保障。司法判决的意义重大，不仅个案正义通过个案的判决来体现，而且整个社会的正义通过整个司法审判制度来体现，人民理解、尊重、热爱、信仰法律的习惯也是从对司法判决的信服中产生。西方的一些调查表明，“那些没有受过比较系统的法律教育的公民对于法律制度的知识以及公正观念的养成，与法院处理案件的过程以及媒体对于法院活动的报道有密切的关系”[12]，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法律制度所应得到的尊严与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制度的工作人员的认识广度以及他们对其所服务的社会责任感的性质和强度”[13]。因此，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充满良知，奉行操守，所作出的司法判决绝不应是冷冰冰的，而应在体现真的价值的同时，还要体现善和美的价值，体现人性的光芒与理性的光辉及社会的关怀，以使人民亲近而自觉接受。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法官判案并不是纯粹的客观活动，同时也是法官本人的主观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法官的司法理念，个人良知直接影响指导着法官裁判活动的公正与否。在西方法制发展的过程中，出于对僵化的法定证据制度的反叛，产生了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为了避免普通法僵直造成的极端不公正的裁决后果，衡平法得以产生和发展，均证明了法官良知对司法的极端重要性。关于良知对法官裁判的作用，在英美法系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伯尔曼认为，英美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法官的自尊心、责任感以及他们的智慧和自制力保证司法的公正[14]。所以，“法官非有良知不能表现正义”，“…对他们的资质不仅要求具有法律知识，而且特别应有广博的教养和廉洁的品质”，法官是“教堂外的教士”，是“社会的精英”、“有修养的伟人”和“正义之路的开拓者”，须“对所有的人富有诚心和爱心”[15]。法官须依照自己的良知、信念以及对法律的理解形成的正义准则裁判案件，作为一项法官裁判的原则，在一些国家的宪法中甚至还明文予以确立。1946年日本宪法第76条第3款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现行韩国宪法第九十八条规定：“法官依据宪法、法律及良心独立审判。”土耳其宪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法官独立执行其职务，法官判案，须依宪法、法律、正义及个人信念。”越南宪法第一百零一条也规定：“法官依其良心，无私之精神及尊重法律与国家权益判决案件”[16]。
二、 法官良知的内涵
法官的良知并非如泛道德主义者所认为的那种在法官必须具有同情心，法律要具有扶贫济困的功能的前提下，鼓励法官受无节制的同情心的支配，以至于偏离合法性的前提，单纯用道德和感情去判决法律争议。法官的良知有自己科学的内涵，具体包括：
首先，法官自身应信仰法律和坚守法律。伯尔曼说过：“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17]这里指的是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作为裁决者的法官自己更应信仰法律，孟德斯鸠曾把法官形容成宣布法律词语的喉舌，美国大法官马歇尔则把法官说成“只是法律的代言人”，马克思曾指出:“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如果连作为“法律的保管人”的法官都不遵守法律，任何要求人民守法的论调都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的强盗逻辑。耶林认为“执行法律的人如变成扼杀法律的人，正如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天下第一等恶”[18]。培根说过：“世上的一切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无过于枉法”，因为“一次不公正的裁决，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冒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19]因此，法律信仰作为法官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必须真正地扎根于法官的灵魂深处。法官只有获得对法律信仰和正义追求的精神支持，才能带动内心严格的理性自律，从而产生巨大的工作动力和无私无畏的勇气，做到拉德布鲁赫所要求的为了维护正义，法官要“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包括牺牲生命”。
其次，法官必须做到公平和公正，因为“当事人可以接受败诉，但无法接受不公平”，“社会允许法律有漏洞，但不允许法官不公正”。公平与公正要求法官应恪守职业操守，对于法律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主体之间的各种纠纷，以被动性原则和中立性原则作为履行职务行为的基本出发点，以中立的身份和地位，依公正、科学的司法程序，以求得公正的解决。在法官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法官地位的中立与诉讼程序的公正尤为重要。柏克认为，“一个公正的法官是一个冷冷的中立者”，法官地位中立要求：1、法官与案件无利害关系；2、任何人不能作为有关自己案件的法官；3、法官不应当有对当事人一方的好恶偏见。诉讼程序公正要求法官：1、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给予平等的注意；2、纠纷解决者应听取双方的证据；3、纠纷解决者应只在另一方在场的情况下听取一方意见；4、各方当事人应得到公平的机会来对另一方提出的论据和证据作出反应。法官的地位中立和诉讼程序公正应贯穿于案件裁判的始终。
再次，法官应合理地适用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是一柄双刃剑，它可能在保护正义的同时极容易伤害正义，如果被心术不正的人滥用甚至会沦为作恶的工具。出于对法官专断的恐惧，严格法治主义者主张“绝对的法律至上或法律统治，而排除恣意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将法官变成一台自动售货机，输入事实，将法律对号入座然后吐出判决。这种完全排除自由裁量权的理论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司法实践中根本无法实行。事实上，几乎所有案件的判决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时，应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对社会弱者的关怀、对自然法理念及公平、正义精神的追求，服从法律和自己的良心做出合法又合乎人性的合理判决。但是，遗憾的是，在当前各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中，“合法但不合理”的现象还普遍地存在着。针对这种现象，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同志指出：“在司法审判中，一味强调‘合法不合理’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也是非常有害的。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必然要求法律尽可能符合社会生活的情理，符合公众所普遍认可的公正要求。司法审判就是要抽象的法律规范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把抽象的公正要求变成强制人们遵守的公正的力量。合法的应当是合情理的，这取决于法官怎样去理解法律，如何把握法的价值。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处理具体的案件，并不是一个死板、机械的过程，而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真正理解和把握了立法的精神和价值，就能够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借助于社会生活经验知识，正确地解释和运用法律，作出合乎法律又合乎情理的公正裁判”[20]。
三、法官的良知从何处来？
首先，法官的良知从他的学问中产生。如前所述，法官在法治社会中承担着重大的使命，法官的良知不同于民众的一般道德观念，它建立在包括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以及包括认识、判断、推理案件诸能力在内的良好的认知水平之上。17世纪英国普通上诉法院柯克大法官在反对国王可以亲审案件的观点时说过：“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工作”[21]，基于这种传统，“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22]。除必须具备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外，法官还必须具有各种各样广博社会知识与社会经验在内的良好的知识结构，法官不仅仅是“法律人”，更应该是“文化人”，非社会精英所不能胜任[23]。
其次，法官的良知从信仰中来，对法官来说，信仰尤为重要。在这方面，西方文化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西方人普遍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赎罪意识和深刻的反省精神，西方国家法官的良知更多是从宗教中产生的。至今一些西方国家司法制度中还保留着法院开庭前举行祷告、证人出庭作证手按《圣经》宣誓以及法官在判决中不时会援引《圣经》内容的传统。在我国，普遍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情感并不存在，而且从理论上讲，我国的法官是唯物主义者，那么我国的法官如果必须有信仰的话，应该信仰什么？笔者认为，对我国的法官来说，在古罗马时代即已存在的“国民的安宁是最高的法律”、“公共安宁是最高的法律”、“国家安宁是最高的法律”的格言应成为他们的信仰，这同共产主义道德所提倡和要求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相一致的。法律文化学者刘作翔教授曾撰文论及社会主义国家司法权的属性，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司法权的主体是人民群众[24]。那么对于司法权最重要的实际操作者法官来说，其行使司法权就是在行使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因此，其应当信奉“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乃是必然的逻辑结论。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虽然用到了“人民”这一集体的概念，但对法官来说，正如霍布斯所言，必须“对法庭上那些真实的人，而不是某些抽象的人的概念负责”[25]。
另外，法官的良知还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来。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虽没有产生过类似西方的系统的自然法理论，也不存在超验的宗教情结，但我国传统文化中却有着异常丰富的关于良知理论的本土资源，例如：“仁而爱人”、“三省吾身”、“哀民生之多艰”、“上下求索”、“舍生取义”、“任重道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民请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何把我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的责任感、道义感、使命感、自省意识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来以产生新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伦理与法官操守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四、如何才能使法官保持良知
首先，对法官来说，品性尤为重要。史尚宽先生曾对法官之品格有精辟的论述：“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附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尤为重要”。[26]所以，爱尔维希断言，“法官的人格，是法律正义的最终保障”，耶林要求法官“必须具有意志及道德勇气”。在法官必须具备的诸品性中，公正居于首位，只有公正才能对良心精心守护，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官。那么，法官的公正从何而来呢？霍布斯认为，法官公正品性的获得，“不在于读别人的书籍，而在于自己的善良的天赋理性的深思熟虑”[27]。因此，必须确立严格的法官录用制度，以保证录用那些具有丰富的学识、善良、谨慎、中庸、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富有同情心、洞明世事、淡薄宁静的人作为法官。如果任命了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法官，将会出现柏拉图所说的“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剥夺了，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且最严重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28]的结果。因此，在任何社会中，法官都应像普通法国家的法官那样，属于“文化界的巨人”，“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被称为“慈父般的人”，“每时每刻同时对该职业的高贵及其深刻的问题有所认识”。如果一个法官拥有尊贵的社会地位，他将其被任命为法官看成是一生姗姗来迟的辉煌事业的顶点，他必定会珍惜自己的声誉做到恪守良知和洁身自好。但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成为法官——而不论他的学识、人品、性格、年龄等情况如何，法官仅仅是一种普通的职业，那么这个社会里的法官的素质将不可避免地良莠混杂，法官的品质的流向往往是劣胜优汰，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29]。在这种情况下，让这个社会里的法官自身产生职业的神圣和自豪感及让整个社会珍重法官这个职业会是个非常可笑的想法，最终的结果将是，“法官不被尊重，国家将会衰亡”。
其次，法官良知的保持必须有体制上的保障。如果没有司法制度的精心呵护，任何“金子般的心”也会褪色直到完全暗淡无光。体制上的保障主要包括：
1、在法院享有解决一切法律争议（包括法律规范冲突争议）的终局权力的前提下，规定法官判决只服从法律和良心。关于法院的权威地位问题，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3条明确予以确立：“司法机关应对所有司法性质问题享有管辖权，并应拥有绝对权威就某一提交其裁决的问题按照法律是否属于其权力范围作出决定”。在确立了法院的权威地位后，应在《宪法》中，至少也必须在《法官法》中明文规定法官有良心的自由，规定对于法官来说，判决只服从法律和良心。
２、确立司法独立和法官身份保障的制度。联合国在《司法独立世界宣言》中确认：“法官个人应当自由地履行其职责，根据他们对事实的分析和对法律的理解，公正地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自何种理由”。司法独立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30]，而其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31]。司法独立意义重大，“在人类司法的发展史上，没有哪一种法律理念像司法独立那样，推动着司法的法律化、职业化进程；也没有哪一种制度像司法独立那样，锻造着法律运作的政治空间和专业意蕴”[32]。
针对我国目前司法体制安排不合理以致造成法院和法官不独立的现状,一些学者进行了学理探讨，提出了建立包括在体制上确立司法权高于行政的制度，革除法院体制安排中地方化严重的现状，确保司法权的国家统一行使；以及革除法院内部行政化管理模式，建立足以使法官保证个人独立等在内的各项具体的改革制度[33]。笔者认为，只有真正地确立了以上制度，才能使法院和法官做到真正的独立，法官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才能真正做到“无须担心因秉公办案得罪他人而在职务上受到不利变动”[34]的情况下排除来自行政权力的、舆论的以及同行的种种压力，以自己的良心和声誉对自己的判决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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