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国家经贸委、中国企业家协会关于逐步实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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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甘肃省人民政府令第61号


　　《甘肃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已经2009年11月18日省人民政府第4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徐守盛
　　　　　　　　　　　　　　　　　　　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甘肃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甘肃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简称生产经营单位）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承担主体责任，主体责任主要包括：管理责任、保障责任、岗位责任和监督责任。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从业人员要遵守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执行安全生产标准、作业规程和安全技术措施，自觉接受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管理责任

　　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主要包括制度管理责任、人员管理责任、现场管理责任、事故报告责任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责任。

　　第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要依据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涵盖生产经营全过程和全体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主要包括：

（一）安全生产会议制度；

（二）安全生产投入及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制度；

（三）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

（四）安全生产检查制度；

（五）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奖惩和责任追究制度；

（六）操作规程及岗位标准化管理制度；

（七）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八）重大危险源检测、监控、管理制度；

（九）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和管理制度；

（十）安全设施、设备管理和检修、维护制度；

（十一）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工程“三同时”制度；

（十二）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

（十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应急救援、调查处理、档案管理制度；

（十四）其他符合本行业、本单位生产特点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第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要教育督促从业人员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程标准
和安全技术措施，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确保从业人员培训合格后上岗作业。杜绝违章指挥、违章操作和违反劳动纪律行为。

　　第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要加强重大危险源管理，建立重大危险源安全运行档案，依法进行重大危险源申报、评估和定期检测检验，采取切实可行的安全措施，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的监控和对有关设备设施的安全管理。

　　第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要定期开展安全检查，根据安全生产的重点环节，及时排查治理事故隐患；暂时难以整改的，要制定整改计划，落实整改措施，限期整改。每次安全检查的内容、结果、整改情况要记入台帐，并由检查人员、复查人员签字。

　　第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区、生活区、储存区之间要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和仓库周边的安全防护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当设有标志明显、符合紧急疏散要求的安全出口。

　　第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要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要按照规定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不得瞒报、迟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同时必须坚守岗位，立即组织救援，配合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依法妥善处理事故善后工作。

第三章　保障责任

　　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要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要求，不断改善生产条件，提高保障水平，落实安全生产保障责任。主要包括投入保障责任、组织保障责任、技术保障责任、应急救援保障责任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保障责任。

　　第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要按规定提取安全生产费用，保证本单位安全投入满足安全生产条件需要。安全生产投入必须纳入本单位经费预算。安全生产投入主要用于下列事项：

（一）安全生产设施设备的建设、改造和维护；

（二）安全事故隐患整改、职业卫生条件改善和安全标准化建设；

（三）安全生产评价评估、检测检验、咨询论证等技术服务；

（四）劳动防护用品、应急救援器材药品配备；

（五）安全检查所需交通工具、设备仪器、通讯器材购置；

（六）安全生产科技开发与应用、宣传教育和奖励；

（七）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处理及善后；

（八）安全生产保障所需的其他费用。

　　第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要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规模在300人以上的生产经营单位，要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300人以下的生产经营单位，要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委托和聘用具备国家注册安全资质的人员提供安全管理服务。

　　第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要按照安全标准化达标有关规定，在生产经营的各环节、各岗位开展安全标准化建设工作。对安全标准化建设持续达标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予以表彰奖励。

　　第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安全设施，要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使用。

（一）建设项目设计单位在编制项目设计文件时，要同时编制安全设施的设计文件；

（二）建设项目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安全设施的施工图纸和设计要求施工；

（三）在生产设备调试阶段，要同时对安全设施进行调试和考核，对其效果作出评价；

（四）安全设施的设计和竣工验收须报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审查验收。

　　第十七条　矿山建设项目、用于生产或者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使用危险化学品作为生产原料和设备设施构成重大危险源等危险性较大的建设项目，在立项前要依法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预评价。

　　第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要按照规定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保证安全设施、设备正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要做好记录，并由相关人员签字。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要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按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为从业人员无偿提供合格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督促、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和使用，不得以货币或者其他物品替代劳动防护用品。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为从业人员办理工伤保险，并可根据安全生产实际为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运输、野外、矿山开采等高危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要依法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和操作岗位应急处理措施。制定的预案必须予以公布，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

　　第二十二条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建筑施工单位要建立应急救援组织，配备相应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并定期进行演练。无应急救援组织的单位，要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并与就近的应急救援组织签订应急救援协议。

　　第二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在改制、破产、收购、兼并、整合、重组等产权变动期间，产权的转让方和受让方要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产权变动合同中约定有关安全生产管理事项。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约定安全生产管理事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事故发生单位的实际控制人承担相应后果。

第四章　岗位责任

　　第二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依法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岗位责任人员、责任内容，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一）主要负责人（董事长、总经理）的安全生产责任；

（二）主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和其他分管负责人（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的安全生产责任；

（三）部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各管理处室、分公司、车间）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

（四）班组长的安全生产责任；

（五）岗位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对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负责，职责如下：

（一）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二）组织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四）定期研究安全生产问题，督促其他分管负责人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五）组织制定并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六）及时报告生产安全事故，有效组织事故救援，协助、配合事故查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主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对安全生产负直接领导责任，协助主要负责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具体职责是：

（一）定期召开安全生产会议，听取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其他部门的汇报，研究解决安全生产问题；

（二）落实安全生产的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查处作业过程中的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违法劳动纪律的行为；

（三）对服役使用的设施设备、工艺流程和作业场所的职业卫生状况定期组织检查和检测检验，保证设施设备完好性、工艺流程的安全性和职业卫生状况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

（四）对重大危险源进行登记建档监控，组织排除或治理安全生产隐患，协助、配合事故查处；

（五）及时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

　　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其他负责人按照“一岗双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协助主要负责人和主管安全生产负责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并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承担相应领导责任。

第五章　监督责任

　　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职责，对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而导致的后果负责。

　　第二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要依据安全生产制度划分具体责任，逐级逐岗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并对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定期组织考核。

　　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情况列入经营管理人员业绩考察的内容。

　　第三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要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充分发挥董事会、股东会、职代会的监督作用，自觉接受工会和职工的民主监督。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法律、法规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2010年1月1日起实施。


大陆法与英美法证据制度及其相关领域的比较研究
???兼论对我国的借鉴价值
齐 汇

日耳曼人严肃地对待掷骰子，不惜押上他们的自由。
???罗尔斯•庞德

【摘要】近年来，关于证据法学的研究在市场经济浪潮和人权观念膨胀的社会背景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与改革也颇受关注。其间，各种西方的证据理论纷纷被介绍到中国，并对于正处在剧烈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产生的一些影响。因此作者试图对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及其相关领域的问题进行比较，并在比较中探询各种法律制度是否可以移植于吾国，以及其对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证据制度、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次目录：
一、 基本特征及其差异
二、 证据采纳问题上的异同
1、 采纳标准的问题
2、 传闻证据的采纳
3、 非法证据的排除
三、关于证明标准的界定
四、对中国的意义
1、为什么中国？
2、以刘涌案件为中心的展开
3、何为出路？

近年来，法律移植的潮流一直席卷着中国法学界，似乎文章中没有提到英美德法的理论就不成其为一篇合格的法学论文。在这种潮流中，就实体法而言其往往因为自然正义理念的影响而受到外国法冲击较小，而就程序法而言，此番影响颇为深重。程序法的理念往往直接体现在司法的过程之中，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妨碍抑或篡改着实体法规则的正常实施。在中国，法律的生长是靠理论与学说的推动，而这种生长之过程是在极小的精英范畴之内发生的，由于法律的职业化推进，这种生长并不会在民众的生活中造成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外国法（有的仅仅只是关于法律的理念甚至是某种印象）的移植，导致在司法运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令人们感到意外的判决，并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值得中国法律人思考和检讨。
基于上面的情形，本文试图对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作一番比较，发现他们之间的异同，并试图在这种比较之中找寻某些对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有借鉴价值的法律制度。本文的写作也将结合当前中国的案例予以展开，在基本生活模式转型和深刻社会思想变革的时代探究证据法的出路，至少是一些有益地尝试。
一、基本特征及其差异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两大法系，虽然按照一些比较法学者的观点还存在社会主义法系、伊斯兰法系、非洲法系、斯堪迪纳维亚法系、远东法系等法系。 但是这些法系的法律制度大多仅仅只限于小范围内的规则系统，而不具有广泛的适用价值。因此，本文将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出发，来讨论问题。
大陆法和英美法在证据制度上存在着各自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反映在司法实践中成为了彼此在处理案件中的差异。考察和研究这种差异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看待两大法系之间的特点，增强我们对于证据法本质和根源的理解，也易于我们对繁琐的证据体系进行逻辑梳理，提供研究的结构框架。两大法系的基本特征及其差异具体地表现为：
（一）、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比较的庞杂和具体，对于每一个具体的证据规则都有其相对应的案件予以支撑；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相对比较简略，一般是通过国家制定法的形式予以颁布，虽然也有判例，但是判例并不是证据规则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英美法中的证据制度既要面对一个庞杂的证据体系，又要面对大量的司法判例。一般来说，每个证据规则的具体内容都体现在一系列判例之中，而且有些证据规则就是由判例所规定的。例如,有关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米兰达规则”和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毒树之果”规则等。然而,研究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一般来说只要了解其立法中的有关规定就可以掌握其基本内容，而无需对于先前的司法运作做详细地研究。
（二）、英美法系的法律体系是在经验主义的哲学立场上构建起来的，因此其表现出庞杂性、零乱性和针对性等固有特征。普通法经由几百年的发展，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已经通过众多的判例形成了一整套具体而细微的证据规则系统。由于注重对于司法运作的考量，英美法国家的证据规则是在法律的运作中通过一个个法官的判决形成的，而这种“法官造法”的方式比较容易迎合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实现正义的道路上，针对的是每一个当事人。相反，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的建构产生于严密的逻辑体系，并强烈地受到同时代哲学发展的影响。证据法是由法学家们以整体设计的方式并通过立法的形式创造出来的。虽然这种证据法也是对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但是经过理论上的提炼和加工，特别是经过了立法者整体的考虑和设计，其系统自然比较完整，内在的逻辑性也自然比较明确。 这种基本哲学立场上的差异导致了两大法系之间法律观念的分野。英美法在运作的过程中更注重法律的实际操作，而大陆法国家则将很大的经历投入到证据规则的逻辑结构及相关体系的建构上。
（三）、英美法国家的民事证据制度和刑事证据制度差别较小，民事证据和刑事证据可以适用相同的证据体系和规则。但是相反在大陆法国家，民事证据体系和刑事证据体系之间具有很大的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国家集权主义思潮的影响，刑事犯罪活动被视为对国家整体结构和秩序的破坏。因此对于刑事案件往往特别重视，其证明责任的分配和证明标准的设立都普遍的高于民事诉讼中同类制度设计。从另一个角度视之，两大法系之间民事证据制度的差异较小，而刑事证据制度的差异较大。但是近年来，这种刑事证据之间的差异正在逐步的减小，呈现某种融和的趋势。
（四）由于受到历史上“夜警国家”思想的影响，英美法国家特别重视对于国家权力的限制，甚至出现“防火、防盗、防国家”的民间口号。因此，在英美法国家发展出了一套严密的程序规则来约束国家的行为，从而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程序的运用往往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程序的运行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作茧自缚”。由于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强烈追求，英美法国家往往将冤枉一个好人视为对于整个社会和民族的整体创伤，其损失的道德成本将远远超出通过程序的限制放走一个犯罪人。因此，在英美法的审判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某些重要的证据因为其取得的方式或其本身具有某种不法的因素而被排除在有效证据之外。而这种规则的运用往往与一般人的认识之间有某种距离，因此英美法国家的司法职业化和专门化发展得相当完备，律师和法官在法律的生长中成为主角。在大陆法国家，由于受到“客观真实”、“必然因果关系”等哲学概念的影响，导致大陆法国家在司法的过程中往往将重点放在对于案件客观真实的追求上。而每一个案件都是已经过去的事实，因此要追求客观的真实就必须依靠现存的证据。由于这种对“实事求是”的追求，导致大陆法国家更加重视案件的实体正义问题，而往往受到牺牲的是程序的正义。在大陆法国家，一项重大的证据一般不会因为其取得的程序或其本身存在一定的瑕疵而遭到否定。这种对证据的认知过程往往更加符合一般人的认识基础，因此运用规则来判断证据的效力并不是一项具有极高专业性要求的工作，因此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和律师往往不会成为法学界关注的中心和焦点，法官职业是那些“二流”大学毕业生的避难所。 而另一方面，那些制定规则、解释规则、创造学说从而影响社会整体权利义务分配的法学家们成为了大陆法系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五）、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把重心放在审判过程中对证据的筛选或采纳，其主要表现是大量证据规则都与证据资格或证据的可采性有关；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则侧重于证据的收集和提取，其主要表现是证据法的大量内容都与证据调查程序有关。在一定意义上讲，前者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传统的产物；后者是以预审为中心的诉讼传统的产物。
（六）、在欧洲大陆，裁判的可接受性主要来源于实体结果的正确性，即所谓客观真实；而在英国，裁判的可接受性则与古代弹劾式诉讼一样，仍然来自程序的正当性。在一个裁判正当性主要来自实体正确性的地方，其裁判事实追求客观真实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一个裁判正当性主要来自于程序正当性的地方，其裁判事实即使不追求客观真实，也同样可以获得裁判的可接受性。 因此，从裁判的可接受性之角度对于两大法系证据运用规则的考量后，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蕴含于各民族内部精神中的差异，以及在面对具体问题时认识论选取上的观念分野。
二、证据采纳问题上的异同
1、采纳标准的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的比较，不仅在理论上更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对于法律的实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证据的采纳往往较为宽松，在诉讼的进程中赋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的余地。换言之，只要是对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客观真实有帮助的证据素材，一般都能够影响甚至决定法官对于案件的判断。虽然大陆法系成文法典中确定了一些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那些至关重要的证据，只要不是通过及其反人道和暴力侵犯人权的行为获得的，一般都不会被排除。既是在某些特殊的场合这些重要的非法证据被排除，但是由于自由心证主义的影响，法官审判过程中在形成“内心确信”的道路上，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考虑到此种被排除的“重要证据”，由于受到客观真实诉讼目的的影响，这种被排除的证据在一定的程度上依然对于法官的心证会产生潜在的影响。而相反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制度非常庞杂，各种具体的规定和案例也将法官对于证据的采纳与排除的裁量余地限制得非常狭小。由于程序正义理念的伸张，使得这种被排除的证据对于法官和陪审团的确念的形成，相对来说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而正好相反，这种程序正义的过程正是英美法国家在诉讼中吸收不满和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中被视为核心内容。
对于证据采纳标准的问题，两大法系的差别是极为明显的。这种差别从具体的角度言之，主要表现为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据的合法性两个方面。就关联性而言，大陆法国家并没有对于这一问题做过多的论述和解释。 在绝大多数的案件中，证据的关联性这一问题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讨论范畴，而判断关联性的标准则通常经由因果关系的理论加以初步判断。相反在英美法系国家对于证据的采纳中关联性的要求十分明显。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规定：“‘有关联性证据’指具有下述盖然性的证据，即：任何一项对诉讼裁判结案有影响的事实的存在，若有此证据将比缺乏此证据是更为可能或更无可能。”第402条规定，“除美国宪法、国会立法、本证据规则或者最高法院根据成文法授权制定的其他规则另有规定外，所有有关联性证据均可采纳，无关联性的证据不可采纳。” 所谓证据的合法性规则，指诉讼双方提交法庭的证据必须在证据的主体、形式、以及收集提取证据的程序和手段等方面都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才能采纳为诉讼中的证据。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不得采纳。 在大陆法系国家，证据的排除规则往往是一种消极的行为规范。在立法中一般没有要求证据的合法性，而仅仅只是将非法证据的排除写在法典之中。但是也有例外。 在英美法国家，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成为程序正义理念的核心组成。关于这一问题在后述章节中作者将进一步言及，此不赘言。
2、传闻证据的采纳
按照普通法的定义，传闻证据是提供证言的人在法庭以外所做的陈述。换言之，证人的“庭外陈述”都是传闻。 例如，Ａ亲眼看到Ｂ杀死了Ｃ，但是Ａ没有在审判时出庭作证,而是由侦查人员在法庭上宣读了Ａ的证言，那么这份证言就属于传闻证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801条(Ｃ)款给“传闻”下的定义是：证人在审判或听证时所作的陈述以外的陈述都是传闻。盖言之，传闻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在普通法系，保障证言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主要依靠证人当庭宣誓、直面裁判者作证和接受双方交叉询问来保障。这样做的理由在于，首先传闻证据属于间接取得的证据，其由于从另外人口中转述，难免出现描述上的误差；其次，如果法庭不经由双方交叉盘问，或至少证人接受对方盘问就将传闻证据予以采纳，将剥夺证据效力相对方质证的权利，破坏对抗制下当事人主义中双方力量均等的诉讼状态；再次，传闻证据在认定事实的过程之中属于效力低下的证据，而让诉讼双方围绕着这样的证据展开辩论将浪费司法资源，造成诉讼的高成本，不利于人们依靠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
然而，任何事物的存在方式及其状态都不会是单一的。虽然传闻证据的适用在诉讼过程中遭受限制，但是作为当事人举证行为的一种，我们还是应当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在有些情况下，或者因为原始证据已然灭失，或者因为原始证据无法取得，传闻证据成为了证明案件事实的必要手段，所以一律排除传闻证据显然不利于完成司法证明的任务。 因此，“临终陈述”和“不利陈述”或“自认性陈述”便成为普通法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例外。
在大陆法系国家并没有确立传闻证据排除的规则，而是设立了“直接言语”的原则。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50条规定:“如果对事实的证明以个人的感觉为根据，应当在审判中询问本人。不得以宣读询问笔录或者书面证言的方式而代替询问。” 因此，无论如何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面对这一共同问题时，各自采取了适当的立场，虽然在表述上不尽一致，但在实际的司法效果上，却具有共通之处。英美法中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设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障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使得他们在诉讼过程之中出于力量均衡的地位。而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主要是为了在法官的心证过程中，控制形成“确信”的强弱，而重点不在于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权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英美法系的诉讼模式就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而大陆法系的则是纠问式的职权主义。他们的之间的分别并不是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这一范畴内的区别问题，而是对抗制的当事人主义和辩论制的当事人主义内部区分的问题。 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应当予以重视。
3、非法证据的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是与法治社会的发展同步的，它预示着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对抗。在这种对抗和冲突中，公民的个人权利??甚至我们可以将视野扩展到世界人权运动的社会背景之下的国际人权观念??与国家权力之间产生了反复的、多次的博弈（game）,在博弈中逐渐形成纳什均衡，任何一方的力量的增长将导致对方在同一领域内力量对比的下降。由于大陆法国家采自由心证主义而英美法国家采具体详细的证据排除规则，导致这一均衡状态在英美法国家往往表现得过于机械，而在自由心证的环境中，更容易产生这种博弈后的纳什均衡。
从广义上说，英美法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1、证据提取或提供证据的主体是否合法；2、证据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定证据形式的要求；3、证据取得时的程序和取证的手段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如果从狭义的方面言之，这一规则仅仅表现为上述第三种情形。在英美法国家，很早就采取了这样的规定。例如，美国1791年通过的《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人身、住宅、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无理的搜查和扣押。因此,违反这一规定获得的证据，不得在审判中采用。而在大陆法系国家，这种规则的确定却在二战以后才逐渐受到立法者的重视。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人类在战争的硝烟中饱受摧残和痛苦，因此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保障社会公共福利成为二战后各国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内容。加之世界范围内国际人权运动的广泛开展，个人的幸福和尊严被各国的法律提到了比较显赫的位置，而一切与这种国际人权观念相抵触的国际条约和国内法律都将遭到人们的谴责和扬弃。因此一旦某一项证据取得的根基是通过侵犯他人基本人权而获得时，此证据将遭到诉讼程序中正义理念的排斥，甚至失去其作为证据的效力。
话虽如此，但是却不能片面地认为大陆法国家完全地采取了这一保障基本人权的规则。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往往排除那些违法性很严重而且已经得到确实证明的证据，特别是那些会对判决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证据。而对于违法程度不高而往往又是证明犯罪的直接有力证据，一般情形下法官不会轻易的将其排除，就算排除也会在法官的心证中留下深刻的痕迹和印象。
三、关于证明标准的界定
证明标准的问题本身并非证据制度范畴内的问题，而只是与证据制度相关联的对证据认知和确信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对证据制度的运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往往决定着罪与非罪的问题，因而此处一并加以关注。
审判是一个从不确定逐步演进到确定的过程。即从事实经审理之前双方当事人都有可能胜诉（或败诉）的可能状态，逐步趋近至言辞辩论终结时，法官认定一方当事人胜诉，而另一方当事人承担诉讼上不利后果的确定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客观真实的缺陷是明显的。任何诉讼很大都是依据现在的事实来证明已经发生过的事实，而发生过的事实是丰富的，而证据只是发生过的事实的某些重要片断在目前的呈现或记载，但绝非等同于原先发生过的事实。证明活动的指向对象是“事实上的过去”，证明就是双方当事人就事实上的过去在诉讼程序中的“再现”，以及事实审理者逐渐形成关于“过去”的主观图景过程。
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案件具有不同的证明标准。换言之，诉讼中当事人利用证据证实构成要件的基础事实达到何种程度就可以对于案件的事实问题予以肯定的回答。证明标准（standard of proof）,又称为“证明强度”、“证明尺度”或“证明度”，在我国诉讼法学界也叫“证明要求”或“证明任务”。就证明标准而言，其存在着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的分类。就主观方面而言，它提出的疑问是：“法官在认定案件时达到何种状态即可形成确信的状态？”；就客观方面而言，其问曰：“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对于争议事实证明到何种清晰程度便可以认定其有无？”。因此，这一问题的建构将直接决定证据在证明过程中的心证效力，其高低直接影响着诉讼双方的力量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