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发国家电力公司关于趸售县供电企业代管办法（试行）的通知

上一篇: 关于印发黄山市屯溪区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下一篇: 关于印发《黄山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试行）》的通知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已由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于1999年7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我省老年事业，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美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
第三条 老年人的政治权利、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婚姻自由权利、受赡养扶助权利、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等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禁止歧视、侮辱、虐待或遗弃老年人。
第四条 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应将老年事业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所需行政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使老年事业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各级人民政府老龄工作机构以及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在其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
第五条 全社会应广泛开展保障老年人权益法律、法规的普及宣传和敬老、养老、助老的宣传教育活动，加强舆论监督，树立尊重、关心、帮助老年人的社会风尚。
提倡义务为老年人服务。
第六条 每年的重阳节为我省的敬老日。
第七条 老年人应遵纪守法，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二章 赡养与扶养
第八条 老年人依法享有受赡养的权利。赡养人必须依法承担赡养义务，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
赡养人的配偶应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
第九条 赡养人对患病的老年人应及时进行治疗。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的，赡养人及家庭其他成员必须给予关心、护理和照料。
第十条 赡养人应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房。不得擅自改变老年人自有住房的产权关系和承租住房的租赁关系。赡养人有维修老年人自有住房的义务。
第十一条 赡养人有义务耕种老年人承包的田地，照管老年人种植的林木和喂养的牲畜等，收益归老年人所有。
第十二条 赡养人之间可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应征得被赡养人的同意，由村（居）民委员会或者赡养人所在组织监督履行。
第十三条 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第十四条 赡养人未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权要求赡养人给付赡养费。赡养费的标准不得低于家庭成员的平均生活费标准。
第十五条 老年人与配偶有相互扶养的义务。
由兄、姊抚养的弟、妹成年后，有负担能力的，对年老无赡养人的兄、姊有扶养义务。
第十六条 老年人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子女或者其他亲属对老年人离婚、再婚及婚后生活不得干涉。
赡养人不得因老年人婚姻关系的变化而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再婚老人有自由选择住所和支配个人财产的权利，子女或其他亲属不得干涉。
第十七条 老年人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生活用品和其他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抢夺、骗取或以其他方式侵犯老年人的财产。
老年人与子女在分家析产方面发生纠纷，可由村（居）民委员会以及相关组织进行调解并订立分家协议，也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老年人有依法处分自有财产的权利。对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提出的物资及其他方面的要求，老年人有拒绝的权利。

第三章 社会保障
第十八条 老年人依法享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
老年人依法享有的离退休费（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费及其他福利待遇，有关组织和单位应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按时足额支付，不得克扣、削减和挪用。
有关单位和组织应根据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职工工资的增长逐步增加养老金。
第十九条 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及城镇居民应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所在单位和个人应按时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
第二十条 农村逐步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后，仍应根据当地实际，采取多种形式的辅助养老措施，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第二十一条 农村老年人不承担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并按有关规定减免村提留款、乡镇统筹款。
城镇老年人不承担社会性集资和其他劳务负担。
任何组织、单位、个人及家庭成员不得要求老年人从事力不能及和有害身心健康的劳动。
第二十二条 城镇老年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的，或者其赡养人和抚养人确无赡养或扶养能力的，可由本人或者其所在的居民委员会向当地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经核准后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
第二十三条 农村老年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的，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无赡养或扶养能力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村民委员会负担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的五保供养。
第二十四条 乡村一级组织，可将未承包的集体所有的部分土地、山林、水面、滩涂等作为养老基地；企业事业单位，可划拨部分创收门店、场点设施给老年人组织管理经营，收益用于发展老年福利事业、老年人养老及解决老年人的特殊困难。
第二十五条 逐步建立和完善城乡各种形式的医疗保障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要。
农村老年人参加合作医疗，村集体经济组织应给予照顾，有条件的地方，老年人可免交合作医疗费。
第二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老年人医疗保险应优先办理，对已发生的医疗费用应优先报销。不得降低老年人的医疗待遇标准。
第二十七条 老年人患病，本人和赡养人或扶养人确实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或所在单位给予适当帮助，并提倡社会予以资助。
第二十八条 医疗机构应为老年人挂号、检查、取药、住院等提供方便。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应开设老年人专科门诊和家庭病床，并开展为老年人巡回医疗服务等活动。所有医疗机构应将老年人医疗服务纳入社区医疗服务的优先项目。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重视和发展老年教育，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老年教育的组织领导和统筹规划，鼓励多层次、多渠道开办老年人学校。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应建立老年人活动场所，开展适合老年人特点的文体活动。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增加对老年福利事业的投入，兴办老年福利设施。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个人投资兴办老年人福利院、敬老院、托老所、老年公寓、老年医疗康复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及老年生活服务、疾病护理等设施。兴办
适应老年人需要的服务性和福利性事业，应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减免税费。
第三十二条 老年人持有效证件可在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参观、游览、上公园以及参加文体活动等方面享受优惠照顾。具体优惠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候车（船、飞机）室、公共交通工具及有关公共场所，有条件的应设立老年人专用设施。
第三十三条 对一百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给予特殊生活照顾，按月发给不低于100元的长寿保健费和生活补助费，并组织有关医疗机构定期为其提供无偿的医疗保健服务。
第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受理老年人因合法权益受侵害而提起的诉讼，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确有困难的，应依法减交或免交，不得以其无力支付诉讼费而拒绝受理。老年人因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提起诉讼，需要律师帮助但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有关机构应提供法律援助。

第四章 参与社会发展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和老年人所在组织应重视、珍惜老年人才资源，发挥老年人的特长和作用。
第三十六条 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老年人在自愿和量力的情况下依法从事下列活动，有关部门和单位应给予支持：
（一）兴办老年产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参与科技产品开发和应用；
（二）传授科技、文化知识，提供咨询信息服务；
（三）对青少年和儿童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
（四）著书立说、修史编志；
（五）参与维护社会治安，调解民事纠纷；
（六）参加其他有益的社会活动。
第三十七条 老年人参加劳动的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不履行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职责的单位和个人，由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或由其所在组织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负有赡养、扶养义务而拒不赡养、扶养老年人，或者虐待、遗弃老年人的，老年人或其代理人有权要求有关单位和组织责令改正，给予行政处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条 家庭成员抢夺、勒索或以其他方式侵占老年人财产，情节较轻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的，由有关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老龄工作机构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12月19日湖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的《湖北省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规定》同时废止。



1999年7月30日
关于歧视以及同命不同价的思考

孙英哲


　　歧视是当前社会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其产生原因可能是地域差别、人种种族差别、文化历史传统、民族信仰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我认为，当今社会的歧视有两种：消极歧视与积极歧视。其划分标准是歧视者有无将自己的歧视行为上升为社会行为，有无对被歧视者造成伤害的行为，有无造成社会影响。歧视行为若属前者，则歧视他人者的行为应当适用于法律；若属后者，因为其歧视行为未形成社会行为，还只是公民个人的私事，不满足“法律是社会行为规范”这一要件，所以不能适用于法律。而就前者来看，歧视应当属于侵权行为，是平等民事主体的自然人之间或法人与非法人之间一种关系，因而可能是一种民事关系，适用于民法或行政法。所以，除了“歧视行为违背了《侵权责任法》以及相关责任法”之外，“被歧视者真正感到自己受到了歧视”也是对“歧视”行为定罪的要件。
　　有观点认为，歧视分为私人歧视和国家歧视，不忙讨论这样分类有无道理，还是先分析一下他们吧。私人歧视正如上文提到的，形成社会行为才能适用法律，反之不适用。比如：“我”讨厌河南人，如果“我讨厌河南人” 这一内心想法只停留在意识层面，也就是说河南人没有因此而被我伤害过，那么我就不需要受到法律惩处；而如果我将这一想法上升为行动，“我”一见了河南人就给一顿耳光，那么河南人就有理由起诉“我”。国家歧视是不应当存在的，不仅因为国家歧视必然符合“社会行为”这一要件，还因为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相当于与国家定了契约 ，通过纳税来兑换国家对我们人权的保护，国家歧视我们的话不仅没有保护我们还对我们进行侵权，这就是违约。所以私人歧视不一定受法律制裁，国家歧视一定要受法律制裁。
　　然而，我们如果用主权在民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国家歧视”其实不存在。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属于大多数的人民。国家如果歧视一定不会歧视大多数人，反而是在大多数人的授意下“歧视”少数人，但此时我们就不能说“歧视”了，而要说“限制”。我们可以用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类推：1990年颁布实施的德国民法典第823条： 是以行为本身的性质对侵权行为是否“不法”作出界定。如果行为人行为的本身是合法的，即使该行为侵害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该行为就不能界定为侵权行为。被我们认定为国家歧视的国家的某些做法基本上都是“照章办事”,都能够找到法律依据，所以基本上都是合法的，所以不论事实怎样，国家侵权本身是个错误概念。
　　了解了歧视的对象、分类、性质、后果之后，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歧视存在的原因。地域差别、人种种族差别、文化历史传统、民族信仰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只是表面原因，其深层次原因只需用一条原理概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里，我想换个更感性的方式来解释它：社会的供求关系不平衡决定了歧视的存在。这里的供求不是指经济上的供求，而是指社会对某些社会事物或社会现象的诱导产生与需求。例如，社会发展诱导产生了许多大学生，然而大学生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社会需求，于是供求不平衡，“供大于求”，所以造成用人单位与大学生之间的地位的不对等，用人单位自然就会优中选优，哪怕他只需要一个只会打字的小秘书，如果是两个大学生竞聘该工作，一个英语过了六级，另一个连四级都没过，虽然那工作可能没有对英语的要求，但是相同的工资下，老板为什么不选最牛的那个过了六级的同学而退而求其次选择那个只过了四级的学生呢？这样固然对四级学生产生了歧视，但这是有理有据的。而如果供求情况发生了变化，劳动力数量不足以补充社会职位，也许就该轮到学生去挑选用人单为，去歧视用人单位了。再如国家实行梯级税率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社会情况，这是因为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对“通过限制穷富分化来达到相对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最终实现社会健康持久发展”的需求，而目前社会供应的“是穷富分化严重”的社会情况，供求关系发生矛盾，所以就迫使国家进行税率调节。由此看来，“社会歧视”的调节手段就包括以下二种：1.自然调节。正如上文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歧视关系及其转化，它不限制方向，是一种消极的调节，“多溢少补”，最终是要达到平衡状态。2.自然调节刺激或指导下的人为调节。正如上文国家税率调节，它是有目的，有方向的。因为它往往是人们为避免社会到达自然调节产生的消极机制点以最大限度减少社会损失、最大限度维持社会平衡而做出的。如同一个钟摆，我们在它还未摆到最高点时就人为地阻碍它的运动使它尽快回到平衡点。这样的调节是我们为尽量避免消极结果而做出的超前调节，一般都是有方向的。
　　上文说到，歧视分为国家歧视和私人歧视。而在国家歧视中最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就是“同命能否同价”。

我这里有某网站对此做出的一项民意调查：
问题1：你是？（单选题）
GG 33.0％ 175票
MM 66.9％ 355票

问题2：你的年龄？（单选题）
20- 34.6％ 184票
30- 48.0％ 255票
40- 17.3％ 92票

问题3：你对同命不同价的看法（单选题）
城市水平高，应该比农村赔偿高 46.8％ 249票
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应该同价 38.6％ 205票
不好说 14.5％ 77票

　　由资料看来，普通民众对这个问题意见分歧也很大，没能形成绝对压倒性意见。这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了许多法律概念问题与伦理问题。

1. 生命权问题。

　　我认为生命权就是我们获得生命之后保持自身生命存活的权利。这个权利是自然赋予的，即天赋人权，具有公理的性质，不能等同于国家法定的除人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因为那些权利都是我们在无形之中与国家达成社会契约后获得的，是法赋权利。所以它只能得到法律认可，而无法真正得到法律有效保护，毕竟，法再大，也没有回天之术使人复活。

2. 生命有无价值的问题。

　　我认为生命没有价值。首先，价值是商品才有的属性，承认生命有价值无异于承认生命是商品，这是对生命的亵渎。其次，怀着对我国法律概念之匮乏的理解，我们姑且按照大众想法来理解价值，暂时同意生命是有价值的。那么我想请问，生命的价值怎么算？按金钱吗？生命不是商品，没有包含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不能用钱算。那用什么算，好像我们计算价值的单位只有金钱而已。我觉得生命是以生命权的形式来计算的，单位是“次”，天赋人权，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恰好也印证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一个人，不论是活20岁，还是活60岁，放在万古流长的宇宙里只能算作沧海一粟，最终都会被抽象为一点，而不是我们所认识的一线，活20岁还是活60岁在哲学上没有什么实质差别。所以，如果生命能够衡量，只能以“次”为单位计算。

3. 生命权能不能赔偿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生命权到底是谁的。我对这个问题比较迷惑，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生命归我们使用就判定生命归我们所有，生命为什么不归“自然”所有呢？生命毕竟不是我们创造的，也许我们占有的只是生命权的使用权，而“自然”才占有了所有权。如果是这样，侵权人应当赔偿所有权主体，补偿使用权主体。那么我们如何向自然赔偿呢？或者，其实我们根本没必要向自然赔偿，因为自然不需要我们赔偿，人从生到死的过程其实就是自然把生命权借出和收回的过程。不管人活得如何，如何死的，生死都是必经的过程，所以生命权的流动过程不会因人的生命过程出现异常而异常。所以生命权的所有权不用赔偿。
　　那么，生命权的使用权又如何补偿呢？既是补偿，就是说生命权的使用权不需要也不能被挽回，只能用其他等值的东西来补偿损失。上文已经讨论过，没有与生命以及生命权等值的东西，那么就取其次，用生命权的使用权主体的心理预期来做标准，可是这让法官如何裁量呢？这显然是个大难题，不过，幸好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我们如果要补偿，只能补偿给生命权的使用权主体，然而主体已经离开人世，对方还怎么赔？
　　有人说，应当将对生命权的补偿作为遗产转移给受害人的亲属。我们对某些权力作补偿是因为想去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如果我们将补偿简单地继承转移给他人，受害人又获得了什么？受害人因权力消失而留下的权力真空还是无法弥补，那么补偿就没有达到它真正的目的，所以这种补偿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如此看来，生命既无价值，又无法赔偿，那么死人就应该吃哑巴亏吗？这又让全社会如何看待生命？生命岂不是会沦为粪土吗？显然不是。死人当然不会吃哑巴亏，生命因其性质特殊无法挽回，但这不代表侵权人不用负责任，我建议应当用刑事惩罚来惩罚侵权人，以此来告慰、抚慰死者。同时，一个人丧失生命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人权的内容除了个体人权还包括集体人权，我建议我们在用刑事手段惩罚侵权人以告慰受害人之外，还应用刑事手段惩罚侵权人以告慰全人类，一次真正实现对生命的尊重，要让人们懂得侵犯他人生命权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真正树立对生命的敬畏。在这个主题下的告慰性质的刑事处罚因为没涉及到钱，所以不会在“同命不同价”问题上引起争端。
　　此外，侵害他人生命权还涉及到补偿与他人关系密切者，如亲属。因为每个人都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承担着各种法律规定的责任与义务，一旦生命被侵害人终结就意味着不仅受害人而且受害人的责任对象也会被侵权。受害人生前可能是丈夫，死后自然无法承担《婚姻法》规定的夫妻互助义务；受害人生前可能是父亲，死后自然无法承担《婚姻法》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教育义务；受害人生前可能是子女，死后自然无法承担《婚姻法》规定的赡养老人的义务；受害人生前可能是单位里的核心人物、关键技术人员，死后单位自然要承担无法估量的损失……所以受害人的责任对象也应当受到赔偿。由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社会位置不一样，社会责任也不一样，因此对这一部分的赔偿而言，“同命不同价”合情合理合乎法律原则。
　　除上述赔付以外，我们还应当计算出受害人的生养成本，“生命无价”不代表“生活无价”。说句法外话，每个人都是一件投资品，环境尤其是家庭为我们做了很多投资，教育投资、情感投资……如果我们突然失去生命意味着环境为我们所作的投资全部付诸东流，那么投资方的利益就受到严重损害。生养成本，即环境投入应包括两大部分：国家投入和个体投入。国家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提供了很多福利、教育，同样也需要补偿，这是长久以来在涉及到生命权力的赔偿活动里总是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个体投入包括精神投入与物质投入。精神投入一直以来都是以精神损失费的形式补偿的，我觉得不妥，因为精神损失无法科学地量化，个人觉得精神损失费的数目都是非理性的判罚结果，容易干预司法公正，而且我还觉得这只是物质补偿的一个借口，只是为了形式上更好看，或者因为各地目前对人命赔偿官司的规定中可能对抚恤金规定了上限，受害方律师转打精神损失费可能会给受害方带来更大利益。我认为补偿精神损失最有效最公平的方法就是侵权人负担受害人家属心理治疗费用，直至受害人亲属脱离心理阴影为止。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用对侵权人的刑事处理作对受害人亲属的抚慰手段，这样虽然可能会出现与用以告慰受害人的对侵权人做出的刑事处罚之间出现法律竞合的情况，但是如能从民事与刑事两个方面来抚慰受害人家属，就会更全面严肃地保护受害人及其家属权益，更能彰显法律对生命权、甚至是人权的重视，更能引导社会尊重生命。
　　搞明白生养成本的内涵之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务，即生养成本的算法。国家投入应当根据各地教育成本等标准来量定赔付额，各地标准不同，“同命不同价” 于此自然是合情合理合乎法律原则。而且这个不是目前的争议重点，我们没必要详细讨论。我们目前着重要讨论的是个体投入之赔偿。个体投入中的精神投入之赔付已经上文说过，那么其实真正麻烦的就是个体投入中的物质投入之赔付。这个物质赔付一定要精确，要实事求是，而不能像现行法律简单武断地按户籍来定标。
　　其实我们经过仔细探究之后是不难得出结论：“同命不同价”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然而这个问题在社会上却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争论。原因就在于此“不同价”非彼“不同价”，真正意义上的实事求是的“价格”算法一不小心被社会现实中武断、理亏的“价格”算法偷换了概念，搞出了平等原则与“同命不同价”之间子虚乌有的矛盾，造成了社会大众对“同命不同价”的误解，这需要立法者深刻反省。
　　以上是我的赔付方法。现行法律一些学者还有不同观点，下面我来一一分析。

　　1.以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在研究死亡赔偿金时注意到，死亡所赔偿的，应当是生命的价值，而不是因为死亡而减少的财产收入。因此，真正的死亡赔偿金，所赔偿的应当是死亡人的‘余命’，即一个人应当生存的年限由于侵权行为的侵害造成死亡结果而没有享有的生存年限。”
　　他观点中的价值一词的概念，我们先撇开不管，只说说观点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