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水产（集团）总公司部分工作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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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集体合同条例
——（1998年10月24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2010年11月25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度，维护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一方就劳动关系有关事项进行集体协商和签订、履行集体合同，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集体协商，是指劳动者一方与用人单位就签订集体合同有关事项进行平等协商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集体合同，是指劳动者一方与用人单位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通过集体协商，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与职工福利等事项签订的书面协议，包括综合性集体合同、专项集体合同、区域性集体合同和行业性集体合同。
　　第四条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度。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一方进行集体协商和签订、履行集体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平等、诚信、兼顾双方合法利益的原则。
　　第五条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对用人单位和全体劳动者具有约束力。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中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
　　劳动者一方与用人单位订立的集体合同中约定的劳动条件等标准不得低于国家和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劳动报酬标准应当高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
　　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及时研究解决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组织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集体协商人员的培训工作，全面推进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对集体协商和签订、履行集体合同的情况进行监督。
　　地方工会、产业工会依法组织、指导、监督基层工会进行集体协商和签订、履行集体合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集体协商
　　第七条集体协商的任何一方以书面形式向对方提出集体协商要求，另一方不得拒绝，并应当在收到书面要求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予以书面答复，商定集体协商时间。
第八条已经建立工会的用人单位，劳动者一方要求集体协商的，由工会代表劳动者一方向用人单位提出集体协商要求；用人单位要求集体协商的，向本单位工会提出集体协商要求。
　　尚未建立工会的用人单位，劳动者一方要求集体协商的，由地方工会或者产业工会指导劳动者一方推举协商代表，向用人单位提出集体协商要求；用人单位要求集体协商的，可以向本单位劳动者直接提出，也可以向地方工会或者产业工会提出。
　　第九条县级以下行业集聚或者小企业相对集中的区域，行业工会或者区域工会代表劳动者一方，行业协会、商会或者企业家协会、工商联等企业代表组织代表用人单位一方，任何一方均可以向另一方提出进行行业性或者区域性集体协商的要求。
　　第十条参加集体协商的每方代表人数不得少于三人，规模以上企业参加集体协商的每方代表人数不得少于五人，用人单位一方的协商代表不得多于劳动者一方的协商代表，并各自确定一名首席代表。
　　已经建立工会的用人单位，劳动者一方的首席代表由工会负责人担任，其他协商代表由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选举产生。尚未建立工会的用人单位，劳动者一方协商代表在地方工会或者产业工会指导下由职工民主推举产生，并经用人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过半数同意或者全体职工过半数同意，首席代表从参加协商的劳动者代表中推举产生。女性、残疾人劳动者较多的用人单位，劳动者一方的协商代表中应当有相应比例的女性、残疾人代表。
　　用人单位一方协商代表由本单位法定代表人选派，首席代表由本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担任。
　　集体协商双方首席代表可以书面委托本单位以外的专业人员作为本方协商代表，但受委托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方代表的三分之一。
　　集体协商代表不得兼任用人单位一方代表和劳动者一方代表。
　　第十一条被派遣劳动者有权推举代表与劳务派遣单位进行集体协商。
　　使用被派遣劳动者较多的用工单位，应当有被派遣劳动者代表参加集体协商会议，听取其意见建议，保障被派遣劳动者合法权益。
　　第十二条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协商，劳动者一方的代表由行业工会或者区域工会选派，首席代表由工会负责人担任；用人单位一方的代表由行业协会、商会或者企业家协会、工商联等企业代表组织选派或者协调区域内的用人单位，通过民主推选或者授权委托等方式产生，首席代表由用人单位一方代表民主推选产生。
　　乡镇（街道）已经建立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的，根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可以由三方机制中的劳动者一方代表和用人单位一方代表进行集体协商。
　　第十三条协商代表的任期与集体合同期限相同。
　　协商代表的罢免、更换和替补，按照协商代表产生的程序进行，并以书面形式向对方通报。
　　第十四条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协商代表履行职责必要的工作时间。协商代表履行职责占用工作时间的，其工资和其他待遇不受影响。
　　劳动者一方协商代表在担任协商代表期间劳动合同期满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至完成履行协商代表职责之时。除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一）严重违反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的；
　　（二）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三）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劳动者一方协商代表在履行协商代表职责期间，未经本人同意，用人单位不得调整其工作岗位。
　　第十五条协商代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参加集体协商；
　　（二）收集集体协商有关情况和资料，在集体协商中充分表达本方的意见；
　　（三）及时向本方人员公布协商情况，听取本方人员的意见建议，回答本方人员的询问；
　　（四）参加集体协商争议的处理；
　　（五）监督集体合同的履行；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六条集体协商主要采取协商会议的形式。集体协商会议召集人由双方首席代表轮流担任。
　　集体协商双方应当在举行集体协商会议的七日前，将拟定协商的事项和参加协商的代表名单通知对方，并按照对方要求提供与集体协商有关的真实情况和资料。
　　集体协商会议由双方共同确定一名记录员，做好会议记录。双方首席代表应当对会议记录确认并签字。
　　第十七条双方协商达成一致的，应当形成集体合同草案。协商未达成一致的，经劳动者一方同意，可以中止协商，并商定下次协商的时间、地点等内容。
　　第三章综合性、专项集体合同
　　第十八条集体协商双方应当就下列多项或者某项内容进行集体协商，签订综合性集体合同或者专项集体合同：
　　（一）劳动报酬；
　　（二）工作时间；
　　（三）休息休假；
　　（四）社会保险与福利；
　　（五）劳动安全与卫生；
　　（六）女职工、未成年工特殊保护以及残疾职工的保护；
　　（七）职业技能培训；
　　（八）劳动合同管理；
　　（九）劳动纪律和职工奖惩；
　　（十）裁员；
　　（十一）集体合同期限；
　　（十二）变更、解除与终止集体合同的条件和程序；
　　（十三）集体合同争议的处理；
　　（十四）违约责任；
　　（十五）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专项集体合同与综合性集体合同不一致的，以专项集体合同为准。
　　第十九条集体协商双方应当每年就职工年度工资水平、年度工资调整办法和年度工资总收入等事项进行协商，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劳动定额与计件单价；
　　（二）工资分配制度、工资标准、工资分配形式和最低工资；
　　（三）各个岗位职工年度平均工资水平及其调整幅度；
　　（四）工资支付办法；
　　（五）加班、加点工资及津贴、补贴标准和奖金分配办法；
　　（六）工资调整办法；
　　（七）试用期及病、事假等期间的工资待遇；
　　（八）特殊情况下职工工资支付办法；
　　（九）其他劳动报酬分配办法。
　　第二十条一个工资年度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一方可以提出增长工资的要求，与用人单位进行集体协商：
　　（一）当地人民政府发布的工资指导线提高的；
　　（二）本地区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的；
　　（三）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情形。
　　用人单位确因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难以履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可以提出工资调整方案，与劳动者一方进行集体协商。
　　第二十一条集体协商双方签订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合同的，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劳动安全卫生责任制；
　　（二）劳动安全条件和安全技术措施；
　　（三）安全操作规程；
　　（四）劳保用品发放标准；
　　（五）定期健康检查和职业健康体检；
　　（六）职业病危害防护；
　　（七）劳动安全卫生培训；
　　（八）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经费；
　　（九）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二条集体协商双方签订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的，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
（二）女职工的教育和培训；
（三）女职工的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劳动保护；
（四）女职工定期健康检查和妇科病普查；
（五）女职工计划生育方面的待遇；
（六）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三条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应当制定集体合同示范文本，并向社会公布。制定集体合同示范文本应当征求省总工会、有关部门和企业代表组织的意见。
　　第二十四条经集体协商达成一致的集体合同草案，应当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提交用人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讨论。
　　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讨论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职工代表或者全体职工三分之二以上人员出席，并经职工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过半数或者全体职工过半数同意通过。
集体合同草案通过后，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未获通过的，劳动者一方应当提出修改方案，重新协商。重新协商达成一致的，集体合同草案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再次提交讨论和表决。
第四章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下行业集聚或者小企业比较集中的区域，可以由行业工会或者区域工会代表劳动者一方，行业协会、商会或者企业家协会、工商联等企业代表组织代表用人单位一方，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与卫生、社会保险与福利等事项进行集体协商，签订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
　　第二十六条依法订立的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对当地本行业、本区域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具有约束力。
　　第二十七条涉及本行业职工切身利益的下列事项可以进行行业性集体协商，签订行业性集体合同：
(一)本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
(二)本行业工资调整幅度；
(三)本行业同类工种的定额标准；
(四)本行业各工种、岗位的劳动安全与卫生标准；
(五)本行业的女职工劳动保护待遇；
(六)本行业各工种、岗位的职工培训制度；
(七)其他需要进行行业性集体协商的事项。
　　第二十八条涉及本区域职工切身利益的下列事项可以进行区域性集体协商，签订区域性集体合同：
(一)本区域的最低工资标准；
(二)本区域工资调整幅度；
(三)本区域劳动安全与卫生标准；
(四)本区域的女职工劳动保护待遇；
(五)其他需要进行区域性集体协商的事项。
　　第二十九条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草案可以组织召开行业、区域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代表半数以上同意通过；也可以经受该合同约束的用人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半数以上或者职工大会全体职工半数以上同意通过。
获得通过的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草案由集体协商双方首席代表签字。
　　第五章集体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第三十条集体合同期限为一至三年。期满或者双方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即行终止。
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期限一般为一年，但工资集体协商的时间周期和次数可以根据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一方的实际情况确定。
　　集体合同期满前九十日内，任何一方均可向对方提出重新签订或者续订的要求。
　　第三十一条集体合同有效期限内集体协商双方首席代表变更，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不影响集体合同效力。
集体合同有效期限内，集体协商双方协商一致的，可以变更或者解除集体合同。
　　第三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变更或者解除集体合同：
（一）订立集体合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被修改或者废止的；
（二）因不可抗力致使集体合同部分不能履行或者全部不能履行的；
（三）企业发生破产、兼并、解散等重大变化，致使集体合同无法履行的；
（四）集体合同约定的变更或者解除条件出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变更或者解除的其他情形。
一方提出变更或者解除集体合同要求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三条变更或者解除集体合同，按照本条例规定的集体协商程序办理。解除集体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自解除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报有管辖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章集体合同的监督与争议处理
　　第三十四条集体合同签订或者变更后，应当自双方首席代表签字之日起十日内，由用人单位一方将集体合同文本一式五份及说明等材料报送有管辖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自收到集体合同文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异议的，集体合同即行生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提出异议的，签订集体合同的双方应当对提出异议的条款进行修订，重新报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
　　第三十五条用人单位应当自集体合同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全体职工公布集体合同文本。劳动者一方应当将集体合同文本报上一级工会备案。
　　第三十六条集体合同履行的日常监督，可以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组成的集体合同监督委员会（小组）负责，也可以由双方根据需要选择其他形式。
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应当以书面形式提交集体协商双方首席代表，双方应当认真研究处理。
　　第三十七条集体协商双方首席代表应当每年至少一次在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上报告集体合同的履行情况。
　　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建立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度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地方工会应当按照规定督促其限期建立。
在授予用人单位或者经营者荣誉称号、评定用人单位信用等级、评选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时，应当将用人单位是否建立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度作为重要依据。
　　第三十九条劳动者一方与用人单位因签订集体合同发生争议，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申请协调处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可以组织同级工会、有关主管部门以及企业代表组织协调处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处理因签订集体合同发生的争议，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结束协调处理。争议复杂需要延期的，延长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并应当向争议双方书面说明延期理由。
　　第四十条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集体合同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依法申请调解、提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工会也可以依法提请仲裁、提起诉讼。
第四十一条用人单位违反集体合同规定，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的，工会可以依法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责任。拒不承担责任的，地方工会可以向用人单位发出整改意见书，要求用人单位限期改正；对拒不改正的，可以向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提出劳动法律监督处罚建议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地方工会。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改正：
（一）不按规定进行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
（二）拒绝或者拖延另一方集体协商要求的；
（三）阻挠上级工会指导下级工会和组织职工进行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
（四）拒不履行集体合同的；
（五）不按规定报送集体合同文本的；
（六）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集体协商和签订、履行集体合同所需资料的。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对依法履行集体协商职责的协商代表给予不公正待遇，进行打击报复，未经协商代表本人同意调动其工作岗位、变更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给予赔偿。
　　第四十四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职责或者违法行使职权的，由所在单位或者行政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工会工作人员在进行集体协商和签订、履行集体合同时违反本条例规定，损害用人单位、劳动者或者工会权益的，由同级工会或者上级工会责令改正，并视情节予以处分。
第八章附则
　　第四十六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一方进行集体协商和签订、履行集体合同，依照本条例执行。
用人单位分支机构经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同意，与本分支机构的劳动者一方进行集体协商和签订、履行集体合同，依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七条本条例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 确立适当的量刑程序模式，使得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关系得到合理的协调，这是量刑程序改革的首要课题。最高法院新近确立的改革方案，尽管在“认罪审理程序”中具有可行性，但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中却很难得到适用，甚至可能面临较大的理论争议和现实风险。通过基层法院的改革探索，一种建立在检察官批量出庭基础上的“集中量刑模式”，逐渐在简易程序中出现；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一种新的“独立量刑模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浮出水面；那种适用于“认罪审理程序”中的“交错量刑模式”，也存在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对于这些自生自发的改革经验，改革者应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评估其试验的效果，从而使其在促进新制度的形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引言

近年来，量刑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为有效规范法官在量刑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最高法院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一是建立“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制定行之有效的量刑指导意见；二是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将量刑“纳人法庭审理程序”之中。前者是在我国刑罚制度比较粗放、法定刑幅度较大的情况下，促使法官的量刑走向公正和精密的问题。后者则是在我国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为一体的情况下，将量刑与定罪在程序上予以适度分离的问题。与量刑方法的改革相比，量刑程序的改革已经引起法学界、司法界更为普遍的关注，被视为一种在正当性上不存在争议的改革课题。

要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改革者就不能继续固守传统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因为这一模式存在着法院量刑决策过程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无法约束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无论公诉方还是辩护方，既无法充分提出量刑情节和量刑意见，也无法参与量刑的裁决过程，难以对法院的量刑裁决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1]英美法中的“分离化”程序模式似乎也难以被整体移植到中国刑事诉讼之中。这是因为，这种定罪与量刑完全分离的程序模式，与陪审团裁断事实问题、法官负责适用法律的审判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中国，定罪与量刑是由同一审判组织负责裁决的，法庭对于被告人认罪和不认罪的案件都要进行全面的事实调查。这些因素决定了定罪与量刑很难在程序上完全分离开来。[2]

既然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完全分离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中国量刑程序改革注定只能走“相对独立”的道路，那么，探索量刑程序在何种程度上保持“独立”，就成为改革者难以回避的问题。最初，一些试点法院在法庭辩论阶段设置了量刑答辩环节，允许公诉方提出量刑建议。[3]后来，越来越多的试点法院开始在法庭调查阶段也引人专门的“量刑调查”环节，以使各种量刑情节可以在法庭上得到全面的调查和质证。[4]在近期通过的一份指导量刑程序改革的文件中，最高法院提出了一种“标准”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也就是在法庭调查阶段，先就与定罪有关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然后相对集中地就量刑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在法庭辩论阶段，法庭引导控辩双方先就定罪问题展开辩论，然后再由双方就量刑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辩论。不仅如此，控辩双方还可以提出各自的量刑意见，法庭在裁判文书中要就量刑理由做出专门的说明。[5]

对于量刑程序模式的选择问题，笔者无意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制度方案。事实上，作为一种由最高法院推动、各地法院试点进行的改革，量刑程序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法学界推动的，而带有一定的自生自发性。我们与其像过去那样动辄提出带有主观性的改革方案，倒不如对这种改革试验进行全面的跟踪调查，考察其实施的效果，评估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至于未来中国究竟要建立怎样的量刑程序模式，则主要应当由最高法院通过总结全国法院的改革经验来做出最终的选择，立法机关也可以根据这种改革的效果来决定是否将其确立在国家立法之中。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种改革试验情况进行一种反思性的评价。鉴于各地法院的改革试点主要是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展开的，而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这种改革方案似乎还没有真正试验过，因此，对于这一改革方案能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人们是有理由提出疑问的。而对于那些仅在轻微案件中适用的简易程序，公诉人本来就不出庭，被告人也很少聘请辩护人，这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否具有可行性，也是令人疑虑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这一改革直接由最高法院来推动，地方试点法院基本上处于服从命令和接受指导的被动状态，要指望这些法院的法官对现行改革方案提出异议，这几乎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法学家群体就不应保持沉默，而可以对现行改革方案提出不同的观点，表达反思性的评论。根据过往的经验，在一项重大司法改革举措被推广到全国之前，不同观点的表达和不同见解的交锋，虽然不一定保证一种理想制度的发现，却至少可以防止某些失败制度的出台。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量刑程序模式的选择作出反思性的讨论。迄今为止，中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三种审判程序，即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适用于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及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根据这三种审判程序的不同特征，量刑程序的设计应具有各不相同的模式。笔者将要证明，最高法院提出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在这三类审判程序中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中国的量刑程序改革还可以有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至少，改革者有必要根据上述三种审判程序的特殊性，确立与之相适应的量刑模式。

二、简易程序中的量刑模式

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中的简易程序，是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产物。最初，由于主持简易程序的法官采取独任制的方式进行审判，在庭审前查阅了全部案卷材料，对控诉方掌握的证据已经非常熟悉，加上检察机关普遍不派员出席法庭，被告人自愿供述犯罪事实，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因此，简易程序中的调查和辩论环节得到较大的简化。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简易程序不再保持传统的审判程序格局，法官不再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调查，而主要围绕着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是否了解选择简易程序的后果等问题进行快速的庭审活动。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一份司法解释中甚至明确要求，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做出有罪判决。[6]至此，法院通过简易程序审理犯罪事实的功能基本消失，简易审判也就等于法庭对被告人适用刑罚的过程。

（一）现行改革方案的适用效果

在检察机关普遍不派员出席法庭审理的情况下，简易程序并不具有基本的两造对抗特征，那种控辩双方通过行使诉权来约束裁判权的诉讼格局无法形成。对于被告人是否构成指控犯罪的问题，法庭基本上尊重了控辩双方的合意，不再将其作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对象，而可以直接做出有罪裁决。但是，对于被告人的刑事处罚问题，法庭既无法听取公诉方的指控意见，也通常难以获知辩护律师的意见，而只能从案卷笔录中获得有限的量刑信息。其结果是，从法定量刑情节的遴选，酌定量刑情节的采纳，全部量刑情节的法律评价，再到量刑结论的形成以及量刑裁决理由的提供，这些量刑的决策活动几乎全部是由法庭单独完成的。而这个由一名法官组成的独任审判庭，不仅排斥了控辩双方的参与，而且也省略了评议程序，使得全部量刑裁决都由法官一人单独做出。很显然，相对于那种由合议庭主持的普通审判程序而言，简易程序的设计使得法官在量刑问题上享有更加难以约束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在简易程序中的自由裁量权一旦不能受到有效的规范，就会带来较之普通审判程序中自由裁量权滥用更严重的后果。尽管案件的量刑结果全都是低于3年有期徒刑的轻微刑罚，但是，诸如缓刑、免刑、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在适用上一旦得不到合理的约束，更有可能触动普通中国人的敏感神经。刑事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行为的发生，一般都是将犯有重罪的被告人给予较为轻缓的处罚，而适用非监禁刑的过程更容易伴随着权力寻租乃至司法腐败问题的发生。加上简易程序主要适用于基层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而基层法院的法官更容易受到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不仅如此，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数量较大，在一些基层法院甚至达到1/3以上。如此高比例的刑事案件竟然是由单个法官独自完成量刑决策过程的，这不能不使人对法官量刑的公正性产生深深的忧虑。

量刑程序的改革是无法绕开简易程序的。但是，最高法院提出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是否考虑到了简易程序的特殊性，从而做出了适当的模式选择呢？

在笔者看来，那种保持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程序格局的设想，在简易程序中是很难得到适用的。这是因为，简易程序历经10余年的发展和探索，逐渐形成了一种快速审理的格局，法庭不再区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而最多对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和明智性进行当庭审查，对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法庭也不再举行任何形式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而基本上依据案卷笔录做出有罪裁决。同时，在法庭调查阶段区分定罪调查和量刑调查也是没有必要的。且不说法庭不可能再对定罪问题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查，就连量刑事实也没有必要单独建立调查程序。其实，对于量刑问题，中国法院通常都是进行统一的审理，而很少区分所谓的“量刑调查”与“量刑辩论”。对于被告人不持异议的量刑事实，法庭可以当庭予以确认，而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所谓的“量刑调查”；而对于被告人提出的一些酌定量刑情节，法庭也只是给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不可能组织专门的法庭调查。不仅如此，在法庭辩论中明确区分定罪辩论与量刑辩论也是不明智的。既然法庭在适用简易程序之初就确认被告人构成犯罪，那么再组织“定罪辩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对于量刑问题的辩论，由于检察机关拒绝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一般又不委托律师辩护，因此法庭对这种辩论是难以组织起来的。在司法实践中，所谓的“量刑辩论”会变成法庭对被告方量刑情节的听取过程。

可以看出，假如不考虑简易程序的特殊性，而动辄提出一种适用于所有案件的“统一量刑程序”的话，那么，这种改革方案将是很难得到实施的。要在简易程序中有效地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需要认真考虑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的问题。没有检察官的出庭，通过诉权约束裁判权的格局将是不可能形成的。尤其是考虑到被告人一般没有委托辩护律师，那些多多少少承担着“客观义务”的检察官，还可以促使法庭对不利于和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予以同等关注。因此，检察官重新回到法庭之上，将对法官的量刑裁决产生有效的约束作用。另一方面，在那些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控辩双方不仅对被告人构成犯罪没有争议，而且对于量刑情节的采纳也很少存在太多的异议。即使在辩护律师出庭的情况下，辩护方最多也只是要求法庭对某些量刑情节予以注意。而这些量刑情节则很少超出控方案卷笔录的范围。有鉴于此，即便将简易程序定位于单纯的“量刑程序”，这种量刑程序也没有必要设计得过于繁琐和复杂，法庭完全可以将审理的重点放在那些可能发生争议的量刑事实上面。

（二）集中量刑模式

那么，究竟如何在简易程序中确立一种适当的量刑模式呢？从基层法院和检察机关的最新改革动向来看，一种新的“集中量刑模式”逐渐在简易程序的适用中浮出水面。“集中量刑模式”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说明要求法庭采纳的量刑情节，并就法庭适用的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给出建议；二是检察官出席法庭审理，促使法庭对控辩双方存有争议的量刑情节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引导双方就量刑发表辩论意见；三是检察官对若干案件一并提起公诉，促使法庭依次组织对这些案件的量刑审理程序，在对前一案件的量刑裁判结束之后，再来审理后一案件的量刑问题；四是法庭通过“流水作业”的方式，对若干刑事案件依次形成裁判意见，并当庭宣告裁决结论。由于这种量刑程序强调检察官对若干案件的集中出庭，法庭对若干案件的量刑问题进行集中审理，控辩双方主要围绕着有争议的量刑情节展开论辩，因此，笔者将其命名为“集中量刑模式”。

“集中量刑模式”是在基层司法机关对简易程序的改革探索中逐渐形成的。最初，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将量刑建议书随同起诉书一并移送法院，促使法院重视公诉方的量刑意见。[7]后来，为解决简易审判中“检察监督缺位”的问题，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推动了“检察官重新出庭”的行动，那种有公诉人出庭的简易审判逐渐出现。[8]但是，假如按照传统的做法，检察官只对单一刑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的话，这无疑会带来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造成检察机关公诉效率的下降。于是，一种由同一检察官对多个案件“批量出庭”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应运而生。[9]考虑到法庭在简易审判中直接确认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简易审判其实就等于对量刑问题的审理，因此，这种“批量出庭”的做法最终发展成为对多个刑事案件的量刑问题集中加以审理的模式。[10]以下是福建省云霄县法院采取检察官“批量出庭”、法庭集中进行简易审理的经验：

“2009年7月8日下午，云霄县法院对5件故意伤害、1件交通肇事和1件非法经营案件集中开庭审理。坐在公诉席上的检察官方进权看了一下时间，从3点15分开始到5点30分，7个案件开庭完毕，平均每个案件用时不到20分钟……从2009年3月起，该县法院每月或每半个月都会集中半天或一天时间，安排简易程序案件开庭，检察院指派专人，连续出庭支持公诉，履行监督职责。截至7月上旬，公诉人分批现场监督庭审40件，平均开庭时间不到半小时。”[11]

而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法院依次对5件刑事案件进行了集中审理，庭审主要围绕着5名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而展开：

“2009年9月28日，日照市东港区法院开庭审理5起涉嫌盗窃等轻微犯罪的案件。东港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杰出庭支持公诉，东港区法院副院长范红军负责独任审判。法庭在统一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后，对被告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不再进行审理，而直接进人量刑答辩程序。公诉人依次在每个案件中都当庭发表了口头量刑建议。法官就量刑问题征询了被告人的意见，对于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还听取了辩护人的量刑意见。法庭当庭依次对5名被告人进行口头宣判，除1名被告人被判处监禁刑以外，其余4名被告人均被判处缓刑。经过计算，从8点35分开始到9点30分结束，对5件案件的简易审判不超过1个小时，平均每件开庭时间不到15分钟。”[12]

较之最高法院确定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而言，这种“集中量刑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一是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可以当庭发表量刑建议，对法庭的量刑裁决产生了有效的约束，促使法庭在兼顾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的基础上，选择合理的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二是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不再进行实质性的审理，而主要审查被告人认罪供述的自愿性，将有限的庭审时间集中投人到量刑裁判问题上，大大节省了法庭审理的时间；三是检察官同时对数个轻微案件提起公诉，法庭对这些案件集中进行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告最终的裁判结论，避免了诉讼资源的浪费；四是法庭在检察官口头发表量刑建议的基础上进行量刑审理，引导双方只就存在争议的量刑情节展开辩论，而不再将全部量刑情节事无巨细地进行调查和辩论，也避免了不必要的量刑审理环节。

当然，在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下，这种“集中量刑模式”要想真正得到推广，也会面临一些困难。例如，很多地方的检察机关习惯于“一案一诉”的工作方式，一般不会为迁就法院的集中开庭审理，而采取统一的“批量公诉”。加上刑事案件的发生并没有太明显的规律性，有时候短时间内会有多个轻微案件被起诉到法院，而在另外一些时间，可能多达一月甚至数月都没有一件轻微案件被移送法院起诉。这就使得检察官的“集中出庭”难以实施。又如，法庭经过简易审判，通常都要对被告人判处较为轻缓的刑罚，甚至大量适用缓刑。但在很多地方的基层法院，缓刑的适用一般都要报请庭长、院长予以审批，甚至还要经过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假如这种法院内部的行政审批程序不发生变化的话，法庭的“集中量刑”也就难以实现。再如，在大多数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纵然检察官出席法庭，也主要是强调一些法定的量刑情节，而被告人本人又很少会提出有价值的量刑意见，这就意味着法庭仍然是基于案卷笔录所记载的事实和信息来做出量刑裁决，而很少顾及到可能存在的酌定量刑情节。这就使得法庭对量刑结论的裁决难以超出检察官量刑建议的范围，被告方对量刑裁决的形成无法发挥实质性的影响。

三、“认罪审理程序”中的量刑模式

在简易程序之外，中国还存在着一种适用于普通刑事案件的特殊审判程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这一程序并不是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法定程序，而是由一些基层法院通过自生自发的改革所创制出来的。最初，这种适用于被告人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案件的“普通程序”，被命名为“普通程序简易审”。2003年，最高法院在一份司法解释中正式确认了这种特别审判程序的合法性，[13]并将其命名为“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下简称为“认罪审理程序”）。至此，在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中，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形成了两种简易审判程序并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