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关于空间合作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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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关于空间合作的协定
中国政府 智利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关于空间合作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６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
认为开发和利用外层空间必然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人民生活的保障；
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与其它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原则的条约》第九条关于缔约国应该遵循合作和互助的原则；
认识到空间技术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在研究和解决区域性和全球性变化所引起的各种问题方面、在两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性；
承认共同努力实施联合项目对双方都有利，并能加强正在外层空间领域开展着的各种活动；
回顾了两国间仍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智利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兹达成以下协定：
第一条 本协定旨在在平等、互惠和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双方在空间科学和技术领域合作的框架。
第二条 双方将通过外交途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与智利共和国外交部，成立一个空间领域政策的双边协调机构，负责空间合作项目和政策的协调。上述合作由“执行机构”负责实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中国国家航天局和智利共和国方面的智利空军。为了便于本协定第三条的执行，上述两个单位可由其他空间机构所代替。
第三条 双方愿在下列领域进行合作：
（一）遥感卫星技术和应用；
（二）卫星制造技术及试验技术；
（三）空间科学；
（四）商业发射服务；
（五）航天技术的应用；
（六）双方商定的其它领域。
第四条 本协定第三条范围内的合作，可按下述方式实施：
（一）鼓励两国政府部门间、企业间和学术机构间开展空间科学和技术合作；
（二）交换科学信息、数据和实验结果；
（三）联合研究和开发；
（四）实施人材培训项目；
（五）举办报告会、研究班、讲座和学术会议；
（六）双方同意的其它合作方式。
第五条
一、为了实施本协定的合作，双方应指定适当的代表以确定合作项目及相关的实施细节。
二、双方代表应举行会晤，以评估和研究合作机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如可能，在两国轮流召开。
第六条
一、对于本协定下的具体合作项目，双方有关部门应签署实施细则。
二、双方应在实施细则中明确合作的技术范围和费用的细节。
第七条
一、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如果签字一方没有以书面形式提前六个月通过外交渠道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期三年。
二、本协定的终止，不应影响尚未结束的合作项目的执行。
第八条 本协定可以由双方协商，通过互换照会的方式进行修改，有关修改部分自收到复照之日起生效。
本协定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六日在圣地亚哥签署，共两份，每份均用中文、西班牙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均为正本。如在运用或解释上发生分歧，应以英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智利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关于调整金银首饰消费税纳税环节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调整金银首饰消费税纳税环节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各计划单列市财政局、国家税务局：
经国务院批准，金银首饰消费税由生产销售环节征收改为零售环节征收。现将有关规定通知如下：
一、改为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的金银首饰范围
这次改为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的金银首饰范围仅限于：金、银和金基、银基合金首饰，以及金、银和金基、银基合金的镶嵌首饰（以下简称金银首饰）。
不属于上述范围的应征消费税的首饰（以下简称非金银首饰），仍在生产销售环节征收消费税。
对既销售金银首饰，又销售非金银首饰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将两类商品划分清楚，分别核算销售额。凡划分不清楚或不能分别核算的，在生产环节销售的，一律从高适用税率征收消费税；在零售环节销售的，一律按金银首饰征收消费税。
金银首饰与其他产品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的，应按销售额全额征收消费税。
二、税率
金银首饰消费税税率为5％。
三、纳税义务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金银首饰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为金银首饰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按本通知的规定缴纳消费税。委托加工（另有规定者除外）、委托代销金银首饰的，委托方也是纳税人。
四、纳税环节
纳税人销售（指零售，下同）的金银首饰（含以旧换新），于销售时纳税；用于馈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的金银首饰，于移送时纳税；带料加工、翻新改制的金银首饰，于受托方交货时纳税。
五、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纳税人销售金银首饰，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讫销货款或取得索取销货凭据的当天；用于馈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的金银首饰，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移送的当天；带料加工、翻新改制的金银首饰，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受托方交货的当天。
六、金银首饰消费税改变征税环节后，经营单位进口金银首饰的消费税，由进口环节征收改为在零售环节征收；出口金银首饰由出口退税改为出口不退消费税。
个人携带、邮寄金银首饰进境，仍按海关现行规定征税。
七、计税依据
1、纳税人销售金银首饰，其计税依据为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如果纳税人销售金银首饰的销售额中未扣除增值税税款，在计算消费税时，应按以下公式换算为不含增值税税款的销售额。
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金银首饰的销售额＝－－－－－－－－－－－－－
（1＋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
2、金银首饰连同包装物销售的，无论包装是否单独计价，也无论会计上如何核算，均应并入金银首饰的销售额，计征消费税。
3、带料加工的金银首饰，应按受托方销售同类金银首饰的销售价格确定计税依据征收消费税。没有同类金银首饰销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为：
材料成本＋加工费
组成计税价格＝－－－－－－－－－－－
1－金银首饰消费税税率
4、纳税人采用以旧换新（含翻新改制）方式销售的金银首饰，应按实际收取的不含增值税的全部价款确定计税依据征收消费税。
5、生产、批发、零售单位用于馈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的金银首饰，应按纳税人销售同类金银首饰的销售价格确定计税依据征收消费税；没有同类金银首饰销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组成计税价格的计算公式为：
购进原价×（1＋利润率）
组成计税价格＝－－－－－－－－－－－－－－－
（1－金银首饰消费税税率）
纳税人为生产企业时，公式中的“购进原价”为生产成本。公式中的“利润率”一律定为6％。
八、纳税人应向其核算地主管国家税务局申报纳税。
九、金银首饰消费税改变纳税环节以后，用已税珠宝玉石生产的本通知范围内的镶嵌首饰，在计税时一律不得扣除买价或已纳的消费税税款。
十、对改变征税环节后，商业零售企业销售以前年度库存的金银首饰，按调整后的税率照章征收消费税。
十一、金银首饰消费税征收管理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
十二、本通知于1995年1月1日起执行。
1994年12月24日
今年4月底，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征求意见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再次审议。后续审议稿延续了初次审议稿对民事证据种类和排序的修改，将“当事人的陈述”由原来的第五项提至第一项。第六十三条被修改为：“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二）书证；（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五）电子数据；（六）证人证言；（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也是案件事实的亲身经历者，所以“当事人的陈述”是证据来源之一或者说可以作为证据种类的一种。它的功能在于能够实现当事人参与诉讼，防止诉讼突袭，推动发现真实的诉讼进程，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然而，“当事人的陈述”重要性是否足以使之置于首位呢？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草案对“当事人的陈述”的修改有待商榷：
１.“当事人的陈述”不能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哪些证据材料具有法定的证据资格，这八种法定证据种类应当依其对认定事实的重要性排序。民事法律关系是根据当事人意思表示而形成的。在交易过程中，当事人的意思表示通过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载体而完成。这些载体直接反映了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可是，“当事人的陈述”不是意思表示载体，而是纠纷产生之后对交易过程所涉及意思表示内容的重述。因此，在认定事实时，法官首先考虑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载体或者说证据材料。只有在法官认为有强化心证的必要时，才会考虑“当事人的陈述”。民事诉讼制度设计对“当事人的陈述”甚为谨慎，要求法官通过其他证据来确定“当事人的陈述”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例如，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直言之，只有其他证据材料印证了“当事人的陈述”，法官才可能把它作为“证据链”的一个环节。即使这一证据材料缺位，仍然不影响法官对事实的认定。
２.将“当事人的陈述”置于首位违背了证据排序的内在逻辑 证据种类顺序应当遵从证据的客观性到主观性的逻辑。之所以坚持这一逻辑安排，是因为它符合法官认定事实的过程。司法的过程是，法官根据该证据种类逻辑安排所认知的事实涵摄到三段论的小前提之中，再根据作为大前提的法律得出结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官陷入先入为主的思维，确保认定事实的客观性、中立性。与之相对应的立法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体现。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四十八条规定证据种类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３.“当事人的陈述”所涉及内容具有补充性、辅助性 正如上文所述，“当事人的陈述”不是法律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载体，而是纠纷发生之后对意思表示的重述。这就决定了它对纠纷所涉及的事实只能起到补充、辅助证明的作用，这从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可见一斑。《德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二编“第一审程序”中设置专节规定“讯问当事人”（包括第445、448等条）。该节分别规定了法官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询问当事人的规则、对方当事人拒绝的后果等。对当事人而言，应该由当事人证明的事项不能通过其他证据方法得到完全的证明，或者未提出其他证据方法时，可以申请向法官申请对另外一方当事人讯问；对法官而言，经过言词辩论、证据调查之后无法获得足够心证时，不论证明责任归属而讯问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规定：“法院根据申请或依职权,可以讯问当事人本人。在此种情况下，可以使该当事人进行宣誓”。它所涉及的内容是在无法查明的情况下，法官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讯问当事人。2000年2月，我国台湾地区修订《民事诉讼法》时也在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第五目（勘验）之后增加了第367条“当事人讯问”。上述立法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当事人协助法官发现真实，迅速裁判，但是“讯问”也仅限于法院认为必要时。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都视“当事人的陈述”为补充性、辅助性证据，交给法官自由裁量决定。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把“当事人的陈述”由原来的第五项提到了第一项的原因，立法机关并未对此说明。因此，只能根据法条结构和法学知识推理修法意图：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二十七条分别规定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的具体程序，它们都把“当事人陈述”放在首位，这与民事诉讼法理的辩论主义相契合。遵循这一思路，立法机关遂将证据种类的排序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把“当事人的陈述”置于首位，与庭审两个阶段的对“当事人的陈述”的处理保持一致，以凸显民事诉讼辩论主义的特色。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草案对“当事人的陈述”排序的这一调整不仅与证据法理相悖，而且忽视了审判运作的规律。如果此次修改民事诉讼法意图强调“当事人的陈述”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那么，就应该设立相应的证明手段使辩论主义下当事人陈述所阐明案件事实的内容和证明案件事实的内容（“当事人的陈述”）相分离，因为辩论主义下当事人陈述有两个功能，即阐明案件事实的功能和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由于两者交织在一起，有必要通过特定的程序机制使“当事人的陈述”的内容分离出来。譬如，当事人所陈述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可能被认定为“自认”，免除对方的证明责任，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还可以考虑借鉴国外和台湾地区立法例，通过法官讯问当事人的机制把当事人陈述涉及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的陈述”内容剥离出来，这才是修改“当事人的陈述”最关键环节。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