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四川省巴中县花溪乡人民政府诉王艾等购销工业碱合同纠纷管辖争议案件问题的电话答复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3 00:03:10 浏览:8823
来源:法律资料网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四川省巴中县花溪乡人民政府诉王艾等购销工业碱合同纠纷管辖争议案件问题的电话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四川省巴中县花溪乡人民政府诉王艾等购销工业碱合同纠纷管辖争议案件问题的电话答复
1989年11月11日，最高法院经济审判庭
内蒙古自治区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1989）内法经请字第3号请示收悉。关于四川省巴中县花溪乡人民政府诉王艾、王栋良、王树春购销工业碱合同纠纷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与四川省高级法院发生管辖争议的问题，经研究答复如下：
当事人双方在1984年11月12日所签订的工业碱购销合同中“交货地点，四川省重庆、渠县、达县等车站，按发款时，电告地址为准”的规定，是对合同履行地的特殊约定。且实际履行中，也是按电告的地址四川省重庆市江津县茨坝车站交付货物的。根据本院关于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精神，当事人对合同履行地有特殊约定的，按特殊约定确认，重庆市江津县茨坝车站是本案当事人约定的交货地点，重庆市江津县应为合同履行地。本案合同签订地在天津市。故，重庆市江津县法院和天津市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包头市中级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四川省高级法院责成达县地区中级法院将本案移送至无管辖权的包头市中级法院受理，显属不妥。四川省高级法院应当裁定撤销所作的（1987）川法经上字第25号裁定，重新确认本案合同履行地在重庆市江津县。本案是由重庆市中级法院还是由江津县法院管辖，可由四川省高级法院具体指定。
附：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四川省巴中县花溪乡人民政府诉王艾、王栋良、王树春购销工业碱合同纠纷管辖争议案件的请示报告 〔1989〕内法经请字第3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收到四川省达县地区中级法院移送的四川省巴中县花溪乡人民政府诉王艾、王栋良、王树春购销工业碱合同质量纠纷案件，经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此案不属该院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二条、三十三条之规定，报请我院，经我院审查认为：
1984年11月12日河北省遵化县力强贸易货栈（个人合伙组织已撤销，现更换各合伙人王艾等3人为被告）与四川省巴中县清江企业办公室（系为邓正才出具委托手续的单位，后合同转换给巴中县花溪农工商经济开发贸易公司，该公司被撤销，更换乡政府为原告）签订了一份购销工业纯碱面合同，要求含量为96．2％—98．5％，每吨570元，合同签订地为天津（曙光旅馆）。合同规定的交货地点为四川省重庆、渠县、达县等火车站，按发款时电告地址为准。运输方法及费用负担由被告负责。合同成立后，双方一同到遵化县公证处公证。后，花溪公司汇款28．5万元。被告没按期履约，代理人邓正才要求被告退回货款，赔偿损失，力强贸易货栈王艾要求直接与需方单位领导联系，方知需方并非是清江企业办公室，而是花溪贸易公司，经与花溪贸易公司经理杨忠兴协商，杨同意延期付货，王同意支付违约金5万余元。花溪贸易公司汇款后及时通知王艾等人将货物发往四川省江津县茨坝车站，并派公司副经理陈定富（临行前双方签订了委托书）去发货地包头催货，王艾等与包头某单位签订了购销工业碱合同。陈与本单位业务员杜跃一同去包头看样后，陈拿样品返川，约定10日内不来电就可发货，后，杜跃与被告方及供货厂家一同发货，货到茨坝，因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引起纠纷，诉至法院。先由四川巴中县法院受理（1985年3月2日），调解达成协议（85）法经民字第34号，被告在签收时翻悔，巴中县法院做出实体判决（85）法经民字第34号，被告上诉（对管辖及实体判决均不服），达县地区中院受案后向四川高院请示，决定作为第一审案件重新受理，四川高院答复同意，达县中院裁定撤销巴中县法院一审民事判决，由自己直接受理（86）法经上字第5号，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再次提出管辖异议，达县中院作出（1986）法经字第7号裁定由该院管辖，被告上诉，四川高院以（1987）川法经上字第25号裁定撤销一审裁定，作出不属该院管辖的决定。达县地区中院遂将此案移送包头市中院（1988年2月12日）。
关于此案的管辖问题，我院有以下几点意见：
1．该案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都不在包头市。王艾等人曾以同一标的起诉包头某单位，但因王艾等人不参加诉讼，包头法院已按自动撤诉处理。
2．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合同履行地或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该案合同签订地为天津。根据你院《关于经济审判工作中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1984年9月17日，法（经）复（1987）47号批复及法（经）复（1988）20号批复的规定，该合同为供方送货，运费由供方负担，故合同履行地为产品送达地，即四川省江津县，并非我区包头市，故不应由包头中院管辖。
3．四川省达县地区中院将此案移送我区包头市中院不妥，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包头市中院不得再移送其他法院，又因四川省高院已明确作出不属他们管辖的裁定，与我们看法相左，我们已无必要与他们相商。故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妥否，请批复。
1989年9月25日
建设部、公安部关于城市客运汽车驾驶员所带证件的通知
建设部 公安部
建设部、公安部关于城市客运汽车驾驶员所带证件的通知
建设部、公安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厅（建委）、公安厅（局），各计划单列市建委、公安局，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
公安部、交通部、国家税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联合印发的《关于清理整顿汽车驾驶员出车所带证件的通知》（公发〔1992〕14号文件），对公安、交通、保险、工商、税务部门清理整顿本部门颁发的证件提出了要求，但未涉及城市公共客运交通。根据
《国务院批转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改革城市公共交通工作报告的通知》（国发〔1985〕59号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建设部、公安部、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布的《城市出租汽车管理暂行办法》（〔1988〕建城字第35号文件）的规定和国务院各部委职
责分工，现就城市公共客运交通汽车驾驶员所带证件通知如下：
城市公共汽车驾驶员必须随车携带公安机关核发的驾驶证、行驶证；出租汽车、小公共汽车驾驶员除必须携带驾驶证、行驶证以外，还必须携带建设部门统一制发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营运证》，以备查验；公安机关核发的车辆年检标志、通行证、停车证等，不属于驾驶员随身携带证
件，应按规定置于车辆前挡风玻璃上。
1992年7月20日
浅析非法行医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该罪名是修订后《刑法》新增加的罪名。医疗行业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医生肩负着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重大责任。因此，国家对医生从业规定了严格的执业审批制度。不具备这种资格的人就不能行医。本文试从法律规定、认定和与医疗事故罪的区别来分析该罪。
一、非法行医罪的概念
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主要是指非法行医时间长，因非法行医被取缔后又非法行医的；延误病人及时治疗的；没有基本的医疗知识而冒充医生为他人进行诊疗；其医疗条件严重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的；没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非法行医不听有关部门劝阻的，伪造、涂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进行非法行医的；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医疗技术规范，在医疗过程中对就医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使用非医疗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自定收费标准，乱开药方，牟取的非法利益数额较大的；向病人出售少量假冒伪劣药品，违法规定超计量贩卖国家明令控制的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精神药品和放射性药品的；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和医疗器械的；在医疗工作中作风恶劣，不负责任，发生医疗事故的；非法行医使多人身体受到损害，影响恶劣的；因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致人身体严重残疾或者死亡的等等。
关于非法行医罪的主体问题目前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本罪是特殊主体犯罪，另一种认为本罪是一般主体犯罪，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只能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才能成为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既可以是中国人，也可以是外国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不具备医疗技术、医疗知识的普通自然人；（2）具备医疗技术，但尚未取得合法行医资格的人；（3）具备行医资格，却不具备从事特点医疗业务的人。这部分人主要有：（1）刑法及相关行政法规颁布之前领有执照后未验证的开业医生；（2）过去被精简下来的，以及过去因故被开除或刑满释放，现在闲在社会上的医务人员；（3）这些年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自称祖传中医或专治某些疾病的人，以及部分业余医药爱好者；（4）近年来退休的医生。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医疗机构以及医务从业人员的管理秩序，及公民的生命和健康权利。犯非法行医罪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犯罪，及明知自己没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而从事医生职业。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行医，即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从事诊断、诊疗、医务护理等医务工作，属于一种职业犯和营业犯。通常以作为的方式实施，同时还需具备严重的情节。法行医行为人的行为表现主要有：1、自己挂牌诊疗或在药店坐堂，2、挂靠于某些组织机构开业行医，3、在集市街道上摆摊看病、流动行医。
二、关于非法行医方面的法律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违法所得及其药品、器械，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医师吊销其执业证书；给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3．《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医疗机构执业，必须进行登记，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第二十四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第二十七条“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第二十八条“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
三、产生非法行医的原因
现实生活中，非法行医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并且不易被行政执法部门、刑事执法部门发现。待发觉时又大多造成了就诊人员伤残、死亡等严重后果。探求这一现象得以滋生蔓延的原因主要表现为：（1）大、中型医院的诊疗费、治疗费、医药费、护理费普遍偏高，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城市普通居民、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民的经济收入所难以承受；（2）距城镇较远的乡村、山寨仍处于缺医少药的状况；（3）群众的普遍文化水准偏低，讳疾忌医、贪图便宜、病急乱投医甚至愚昧迷信的情况随处可见；（4）一些疑难杂症尚未为现今医疗技术所攻克；（5）部分从业医生医德较差，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6）就医者由于自己行为的不合法如超计划生育怀孕等而不愿就诊于合法医院；（7）医疗、医药行业丰厚的利润令一些不法之徒趋之若桀；（8）偏方医大病、名医在民间的陈腐思想根深蒂固；（9）主管部门管理不到位。从历史原因来看，中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中医治疗疾病的方法非常丰富，包括方（汤）药、针灸、推拿、气功、刮痧、火罐、水疗、割治等方法，并形成了针灸学、中医方剂学、中药学等学科探寻针灸的历史可追溯至1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战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家扁鹊、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华佗、明代著名中医药大师李时珍他们游历于民间行医采药而集医学大成的事迹可谓是家喻户晓，并为后人所盲目效仿；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本草纲目》等祖国医药典籍不难发觉中医用药的庞杂和随手可得，用药讲究“阴阳相补、五行通络、以精养气”，大讲“病来如山倒、病去似抽丝”，为一部分庸医、游医、江湖骗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均曾经以政府的行政手段对中医特别是针灸疗法予以废止，令一部分坐堂中医隐居于山林、栖身于草莽。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军事、政治入侵的同时也进行了文化医学方面的侵略。他们在开办医院、医学学校的基础上，委派了大量传教士到祖国各地进行西方文化的传播，从事西方医学的宣传、诊疗活动。凡此种种历史原因，铸就了非法行医这一社会现象。
四、非法行医罪与医疗事故罪的区别
非法行医罪与医疗事故罪都表现为违反相应的行政法规，并且都有可能造成病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其健康，但两罪有着本质的区别。（1）非法行医罪的主体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而医疗事故罪的主体却必须是国家主管部门批准从事医生职业的医务工作人员；（2）非法行医行为人主观方面表现为一种故意犯罪，而医疗事故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则是表现为过失。（3）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不同，非法行医犯罪属于情节犯，根据法律规定，情节严重是构成本罪的条件，但不一定造成就诊人的身体伤害或者死亡，而医疗事故罪则属于实害犯，造成就诊病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是构成医疗事故犯罪的必备要件。非法行医罪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区别，广泛意义上讲，非法行医罪的本身内涵就包括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刑法之所以在非法行医罪之外又设立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将破坏节育行为从非法行医行为中独立开来，是为了突出刑法对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特殊保护。
五、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判断
《刑法》第336条第1款规定了三个量刑幅度标准，法条原文分别以“情节严重”、“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造成就诊人死亡”作为决定量刑幅度的前提要件。司法实践中，如何认识非法行医人对就诊人身体伤害、死亡结果的发生在主观方面的态度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非法行医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犯罪，只有在故意犯罪情况下才能对“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罪责，否则这种后果的发生只能以非法行医情节严重视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非法行医罪的主观方面不存在过失，因为刑法只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的故意或过失，主要依据他对其危害行为侵犯的客体所持的心理态度，对于危害后果的心理态度仅是辅助因素。非法行医行为人是在明知自己的行为不符合国家对医疗卫生秩序的管理规定，为了一己私利，而一意孤行的故意犯罪行为。笔者认为应该从结果加重犯的角度来理解非法行医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所谓结果加重犯又叫加重结果犯，是指法律上规定的一个犯罪行为，由于发生了严重结果而加重其法定刑的情况，结果加重犯的成立条件是：
（1）行为人必须实施了基本犯罪行为，且对于犯罪行为造成的加重结果没有故意；例如，某甲没有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情况下，开设门诊从事诊疗活动已10年之久，2001年10月份的一天，某甲在为某乙接生时，盲目使用催产素，导致产妇宫腔压力异常增大，羊水进入破裂血管，形成羊水栓塞、急性心肺功能衰竭死亡，胎儿宫内窘迫死亡。该案中某甲实施了非法行医的基本犯罪行为，长期从事非法行医诊疗活动，这是构成非法行医犯罪的前提条件，也是构成结果加重犯的前提条件。
（2）基本犯罪行为造成了加重后果，基本犯罪与加重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谓加重结果是指法律规定超出基本犯罪的罪责范围的结果。就该案而言，某乙的死亡就是加重结果，因为某乙的死亡已经超出了某甲非法行医的犯罪故意，同时又是某甲非法行医行为所导致引发，与某甲的非法行医行为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刑法之所以要追究犯罪行为人对超出基本犯罪故意的加重结果的刑事责任，就是因为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追究刑事责任不能脱离因果关系，抛开因果关系去办案，就可能发生主观归罪的偏颇。假如该案中某乙在家自行生产因为大出血、昏迷后被送至某甲处抢救无效死亡，且某乙的死亡与某甲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则某甲对某乙的死亡结果就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3）非法行医行为人对于加重结果主观上有罪过，也就是说非法行医行为人对造成就诊人身体的伤害、死亡的加重后果发生可能预见。如果说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非法行医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那么，非法行医行为人主观上的罪过便是其对加重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仍以该案为例，假如某乙在某甲处顺产一男婴，生产当时母子平安，当某乙得知是久盼的男孩后，极度兴奋情况下，引发心肌梗塞死亡。如此，则死亡结果便为某甲所不能预见，某甲的主观上没有罪过，自然也就不应对此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