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关于开展城市慈善事业发展情况调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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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关于开展城市慈善事业发展情况调查的通知
民政部关于开展城市慈善事业发展情况调查的通知
民函〔2010〕2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
为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体制机制”的批示要求，客观评价“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慈善事业发展情况，研究制定“十二五”期间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我部决定在部分城市开展慈善事业发展情况的调查工作。现就有关安排通知如下：
一、调查时间：2010年9月1日—10月30日。
二、调查对象：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城市，并以城市为单位，统计和分析2008年和2009年慈善事业发展情况（附件1）。根据情况，省级民政部门可以对被选取城市进行调整，但被选取城市的数量不做增减。调查时段为2008年至2009年。
三、调查方式：我部制定统一的慈善事业发展情况调查表格（见附件2），有关表格的电子版可以在中国捐助网（www.juanzhu.gov.cn）下载。请有关城市的民政部门认真负责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完成本行政区域内的情况填报工作，并通过中国捐助网或电子邮件报送我部。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协调沟通。慈善事业调查工作涉及面广、工作任务重。各地在工作中要加强协调沟通，并逐步形成慈善事业发展的信息沟通与工作协调机制。
（二）建立联络员工作制度。各相关地方的民政部门要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任务和人员，有计划地推动调查工作顺利进行。请相关省级民政部门于2010年9月10日前，将本部门及被选取城市的民政部门从事此方面工作的负责人及联络员名单，报送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见附件3）。
（三）加强信息沟通。城市慈善调查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任务，各地在开展调查工作中，可能会面临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请加强与我部有关部门的信息沟通，及时研究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推动此项工作顺利实施。
（四）按时报送情况。请各地按照工作要求，加紧开展调查工作，并在2010年10月30日前按照要求将有关情况上报我部。
五、联络方式：
（一）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
联系人：郑远长、陈文静
电 话：010-58123164、58123151
传 真：010-58123164
（二）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
联系人：李 洁、杨 浩
电 话：010-83523910-8518/8016
传 真：010-83520445
电 邮：250445383@qq.com yanghao@donation.gov.cn
附件：
1.全国城市慈善事业发展状况调查表
http://files2.mca.gov.cn/www/201009/20100920135503374.doc
2.拟选取的开展城市慈善工作调查的城市名单
http://files2.mca.gov.cn/www/201009/20100920135540992.xls
3.调查工作负责人和联络员反馈表
http://files2.mca.gov.cn/www/201009/20100920135601430.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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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权”是德国侵权法中一类非常特殊的“权利”，它有诸多与传统权利迥异的特征。该概念在德国学者中也存在争议，梅迪库斯（Medicus）评论道：“菲肯切尔提出的、现在已经普遍采用的‘框架权’称谓也是合适的（但也有持疑义者，见拉伦茨-卡纳里斯：《债法分论》，Ⅱ2§80Ⅲ2）。”[1]特殊性说明“框架权”概念有其独特的特征，并能解决或解释特殊的问题；争议性说明有人尚不完全赞同这种解决方式。事实上，“框架权”的概念、功能及纷争中，蕴含着德国侵权法的现代发展及诸多重要理论争议；该概念的理解，对我们理解德国侵权法的发展及其中蕴含的问题多有裨益。
“框架权”概念的研讨，对我们自己的法律建构也是有益的。一个直接的例子，一般人格权是当下理论和立法热点之一，关于其性质和存废，存在诸多争论。[2]而在德国法上，“框架权”是“一般人格权”概念存在的理论上的正当性根基；“框架权”理论中，包含了一般人格权的几乎全部理论要素。透彻理解了“框架权”，也就为我们正确理解德国法背景下的“一般人格权”奠定了基础，从而有益于我们在一般人格权的理论建构和立法中，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框架权既有益于我们认识他人，亦有益于我们反思自己；然而对此问题，国内却缺乏深入的研究。虽然有学者在研究“一般人格权”问题时提到此概念，[3]但至今几乎没有以此为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期刊论文。[4]故本文拟对“框架权”进行一个探讨。
本文将以下述次序展开：首先，框架权的特征性何在？它究竟是权利还是一个一般条款；其次，“框架权”能够解决或解释什么问题？又会引发什么新的问题？最后进行反思，我们是否一定要利用框架权，才能解决该概念所欲解决的问题？以及由此对我们的启示。
一、框架权的性质——权利抑或一般条款？
“框架权”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菲肯切尔（Fickencher）教授提出的，他对框架权有如下描述：“有一些法律地位，它们被归属于确定主体的权利范围，但却并不像前述绝对权具有确定易辨的清晰性，而是显示出某种模糊性。虽然客观法赋予了它们明确的地位，但它们并不能原则上排除他人的一切侵害。人们可以将这些法律地位称为框架权，从而与那些绝对受保护的法益相区分（‘框架权’概念在本书1965年第1版中就被提出了，且甫一出现就获得了赞同）。因此侵害框架权的侵权行为有如下共同特征，即对框架权侵害之本身，并不能‘征引’出行为的违法性，违法性须通过利益衡量（施瓦茨：‘全面的法益和利益衡量’）才能获得。存在违法妨害时，亦得提起不作为之诉。若该侵害是可允许的，则依事实要件不构成侵权行为。人们区分了两种框架权：其一为企业权（das Recht am Un-ternehmen），其二为一般人格权。两者都是第823条第1款上的‘其他权利’。”[5]
菲肯切尔教授是“框架权”概念的首创者，其他人对框架权的叙述，都是在菲肯切尔教授论述基础上的继续阐发。由上引可知“框架权”具有如下三个重要特点：
第一，框架权并不是清晰确定的，而是具有某种模糊性。换言之，框架权并不具有确定的内容和清晰的边界，比如，一般人格权这个概念中包含了什么内容？很难从正面说清。“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中收容了什么生活条件，不仅无法用一个统一的公式来表达，甚至连设立一个可供归纳之用的公式都不可能。”[6]虽难以说清但又不得不说，于是难免人言人殊。如拉伦茨（Larenz）、卡纳里斯（Canaris）认为，一般人格权的内容包括：（1）免受歪曲和不实描述的保护；（2）免受贬低的保护；（3）免受经济利用的保护；（4）个人领域免受侵入的保护；（5）个人意见及真实信息免受传播的保护；（6）决定自由免受妨害的保护。[7]梅迪库斯（Medicus）、劳伦茨（Lorenz）认为，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包括：（1）个人名誉的保护；（2）免于在公众中形成错误形象；（3）隐私免受侵入。[8]菲肯切尔认为，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包括：（1）侵入个人领域；（2）对个人领域情况的泄露;（3）歪曲他人现在或以往的形象。[9]以上德国学者的观点是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区分方法，阐述一般人格权这一领域究竟包括了什么的一些认识，但他们绝未期望能够把其内容穷尽地、清晰地描绘出来，他们只是尽量想让一般人格权中的某些侧面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从而有利于认识和适用而已。营业权也是典型的模糊化的“权利”，它的实质是对过错造成企业经营损失提供一般的保护，正如梅迪库斯、劳伦茨所说，对于营业权，“重要的不在于企业的存在，而在于企业的动态运营，从而获得营业额和利润。”[10]可以想见，“企业的动态运营”、“营业额”、“利润”这些表述都是非常模糊的，而且是变动不居的。何种行为属于具有违法性地造成前述利益的损害，并应产生责任？也无法一概清晰地说明。总之，框架权——具体而言，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都并非内容清晰确定的权利，而是具有模糊性。
第二，框架权侵害必须经过利益衡量才能确定违法性，才能决定保护。原因在于，框架权总是时时刻刻与其他正当利益相冲突。如一般人格权——尤其是其中的名誉、隐私部分——总是与他人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艺术创作自由相冲突；营业权总是与自由竞争相冲突。以上正当利益冲突的常态化和复杂性，使得立法者无法在事先对这些冲突予以类型化地模式处理，只能将这些利益冲突下的保护取舍之权交予法官，由法官在个案中进行利益衡量，综合一切情事判断，决定何者更值得保护。社会关系领域中，就是有一些部分，其利益冲突程度和关系复杂性，超出了人的预判能力。法律要么不把这些领域纳入调整范围内，如此还可保持立法者对法官的控制；若要把这些领域纳入其调整范围，就只能把做实质判断的权力交给法官，由法官事后地、个案地—而非由立法者事先地、一般地—处理这些问题。框架权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调整深度及于这些复杂领域的一个结果，于是，此领域中法官的利益衡量也就成为必然。
第三，框架权具有对传统权利的补充功能，是一种兜底保护的手段。框架权的射程广泛而模糊，当框架权与法律已明文规定的权利给人竞合之感时，应当如何适用？显然应当优先适用已明文规定的其他权利，当其他权利力有不及之时，再考虑适用框架权。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具体人格权“是一般人格权的一个片断，一个特别表现形式。”[11]那么，当一个人格保护案件落在具体人格权范围内，当然须优先适用特别规定；缺乏特别规定之时，方有一般规定——即一般人格权之适用。营业权也是如此。《德国民法典》中本来就存在一些从若干侧面对企业经营进行保护的规定，如第823条第1款可对企业主的所有权和占有提供保护，第824条可对商业信用提供保护，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10条和第3条以下可对抗不正当竞争，《反限制竞争法》第33条可对抗确定的竞争限制，《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更可转介更多保护性法规进入侵权法，引发赔偿责任。但一般性地保护企业经营的规定，尚付阙如。营业权就是这样一个一般性的保护规定。但同时，营业权仅为一个兜底条款，只有在其他保护性规定无法对个案妥当调整时，才应予以适用。[12]
正是从以上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框架权”与侵权法上的传统权利是有重大差异的。首先，侵权法上的权利应当具有确定的内容和清晰的边界，这一点被德国学者称为“归属效能”。拉伦茨、卡纳里斯认为：“归属效能和排除效能是侵权保护的最佳基础。当权利或利益的主体基于法律规定可以对这些权利和利益进行任意处分时，这就意味着法秩序为他提供了一个固定而明确的保护范围，并在该范围内保护他不受第三人之侵害。”[13]归属效能即意味着一项权利须将某项确定的利益内容归属于特定主体，从而保证确定情况下、确定范围内，特定主体可取得相对于其他主体的法律优先。其次，正是由于法律已经通过设立权利的方式，将确定利益归属于特定主体，故当其他主体侵害此已被归属的利益内容时，法秩序即被破坏，由此产生了违法性。易言之，在权利侵害问题上，法官只能检验是否存在立法者事先设立的违法性阻却事由；若无此等事由，法官必须认定存在违法性，而无权继续进行利益衡量。此即所谓侵害权利直接“征引”出违法性的理论。[14]
反观“框架权”，它是不具有确定的内容和清晰的边界的，其内在究竟包括了什么，具有模糊性；由此就导致框架权不可能为其他主体设立明确的警戒线，他人何时何种行为构成违法侵害，只能由法官在个案中利益衡量确定，而非由侵害直接“征引”。因此，立法者是无法通过设立一种“框架权”，来事先确立一种确定法秩序的；这种所谓“权利”所表达出来的意义，仅仅是对于以往被忽视的某个领域，法律现在可以介入或者说法官现在可以考虑对受损者提供保护，至于怎样介入和如何考虑保护，则完全靠法官自己做判断。
框架权名为权利，实与权利迥然有异；与之相近的，恰恰是一般条款。众所周知，一般条款都是概括抽象的，而不可能内容确定具体，否则就违反了其“以具有一般意义的表述容纳尽可能多的事实要件”[15]的本意；如“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公平”等典型的一般条款，莫不如此。在功能上，有学者在讨论诚实信用原则时指出，“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在授予法院以自由裁量权”，“这种模糊规定或不确定规定，导源于这样的事实：立法机关考虑到法律不能包容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不得不把补充和发展法律的部分权力授予司法者，以模糊规定或不确定规定的方式把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交给了法官。”[16]同时，在法律适用上，具体规定优先于一般条款，“当有具体规定时不适用该具体规定而适用诚信原则，法解释学上称为‘向一般条款的逃避’，应予禁止。”[17]故一般条款仅对具体规定起补充作用。
内容并非具体确定、须法官在利益衡量前提下进行自由裁量、对具体规定起补充作用，框架权的这三个特征，与典型的、传统意义上的权利个个相悖，却与一般条款的特征个个相合。事实上，这种抽象概括、由法官进行衡量和判断、补具体规定之不足的制度，只能是一般条款，无论它叫什么名称。
二、“框架权”的功能及困惑
（一）“框架权”概念的功能
德国学者为什么要提出一个“框架权”概念？该概念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要明了这一点，必须首先明了德国侵权法——尤其是其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基本结构。
为求与法典创制时的经济自由主义相适应，《德国民法典》立法者排除了法国式的、以一个过错责任条款对一切权利利益进行概括保护的做法，认为这样会导致过多的侵权责任，从而限制人们的行为自由。[18]于是，《德国民法典》立法者仅把一些典型、成熟、最值得保护的客体遴选出来，用第823条第1款的过错责任对其提供“无隙”保护；其他客体则须另行寻找保护依据。这些被遴选出来的保护客体有六项，即“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其他权利”。这里的关键在于何为“其他权利”？“该概念单纯从语言上说是非常模糊和宽泛的，但它实际上需要限缩解释……因为如果人们把一切受法律保护的利益都作为‘其他权利’来理解，则（其他权利）与生命、健康和所有权这些已被命名的法益和权利的相似性就会丧失，进而在事实上沦为那个‘大的’概括条款（指法国一般侵权行为条款模式，笔者注），这与民法典第823条以下的体系是不相容的。”[19]
于是，德国学者对“其他权利”提出了“归属效能”、“排除效能”、“社会典型公开性”三项判断标准；也即一项保护客体必须具备清晰确定的利益内容、必须能够排除一切他人之非法干涉、必须能够让社会一般主体有识别保护客体的一般可能性。[20]德国通说认为满足以上标准的其他权利包括限制物权、期待权、先占权、占有、无形财产权等。[21]不能满足以上标准的，便仅为一项利益—德国学者更习惯称之为“纯粹财产”，仅能在第823条第2款“违反保护他人的法规”或第826条“故意违反善良风俗加损害于他人”中，寻找保护依据。
然而，以上法律结构毕竟是与行为自由优先相适应的，随着现代侵权法价值取向转移为损害填补优先，前述限制侵权赔偿请求权的法律结构很快就被冲破了。新生制度的典型就是前文所述的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
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既非立法者有意而为的制度设计，也非学者的法教义学的推演，而是法官面对实践压力“逼不得已的创新”。在损害填补优先的背景下审视1900年生效的德国侵权制度，会发现其中存在保护客体上的重大遗漏。主要包括：其一，缺乏对几种明文规定之外的人格利益的概括保护；其二，缺乏对一些特定行为之外的损害企业经营的概括保护。二战之后的德国法官，在侵权法的价值变迁和社会高涨的保护需求的背景下，在个案中面对这些遗漏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没有选择的，只能提供保护。可问题在于——没有裁判依据。难道等待立法修改吗？个案中的法官可等不及，于是办法只有一个——自己创造裁判依据，并依之进行判决。于是就诞生了所谓“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法官称这两项权利属于第823条第1款上的“其他权利”，于是便可以方便地发动过错责任，为受害人提供保护。如此一来，法官不仅有了新的裁判依据，而且减弱了相关利益的保护要件，从而减轻了自己的论证义务。换言之，法官不仅有了新工具，而且新工具还很方便顺手。
法官只须对个案妥当性负责，不须对法律体系的整体解释负责；结果“一般人格权”与“营业权”两个工具越用越顺手，判例越积越多。但这却苦了学者。学者是必须对法律整体自洽性提供解释的。在一路高歌猛进的法官背后，学者颇有些无奈地为前者收拾理论和体系上的残局；对那些已无法解释的事物继续提供解释。
这种解释是什么？这就是“框架权”的由来。德国学者——首先是菲肯切尔教授——提出了一种新型权利，此种权利并无确定的边界，只是指示出一个范围（框架），可以考虑保护的客体就在这个范围内，但具体在哪里，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只有事后在个案中，法官依一切情事进行利益衡量之后，才知道是否应当对其提供保护。借助这个概念，来弥补传统权利规定之不足，而“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正是“框架权”的两个典型。由此，没有确定的内容、缺乏清晰的边界、必须经法官利益衡量、对具体规定的补充作用，所有这些悖于传统权利之处，反倒成了新型权利的特征。于是，“一般人格权”与“营业权”的悖理之感有所减少，理论上的依据感有所增加。本来“一般人格权”与“营业权”都是漂浮在空中，无根无据的事物，有了“框架权”，便为它们下方垫了一个基座，变得似乎有所凭据了。这就是“框架权”—一种学理为了应对实践发展的解释性理论——的功能。
（二）“框架权”理论带来的困惑
“框架权”理论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的突兀感，为后者提供了一定的正当性。但仍留有诸多困惑，以下分三点述之。
第一，权利与一般条款的混淆。权利是权利，一般条款是一般条款，两者本来界线是清楚的。而现在，实为一般条款的事物也被赋予了权利之名，那么，什么是权利？这个问题就变得很难回答了。事实上，权利意味着社会关系调整上的一种立法者主导，立法者依靠设立权利而事先确定了构成要件、法律效果、行为模式，借以实现对法官和社会关系的控制；一般条款意味着社会关系调整上的一种司法者主导，立法者承认自己在某些情况下力有不及之处，因此把这些情况下做实质判断的权力交给了法官。而现在，一般条款也成了权利，前述两者区分及其区分带来的不同机能，就难再成立了。
第二，法官群体的自我授权。民法中不是不可以有一般条款，而是必须有。但问题是，一般条款应当是立法者设立的，是立法者对司法者的“空白委任状”和宽泛自由裁量权的授予。而在框架权理论之下，是司法者自己在创设一般条款，是自己对自己进行委任和授权。当然，即使在大陆法系中，立法者也不可能实现对司法者的完全控制，后者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但都未达到框架权理论展示给我们的，法官自己对自己进行“空白委任”的程度。
第三，“三个小概括条款”的危险处境。德国一般侵权行为条款虽然自称为“三个小概括条款”，其实其核心规范——第823条第1款并非概括条款。因为原本该款上的所有权利都具有权利特征，都有明确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换言之，第823条第1款是建立了确定行为模式的完全性法条。而现在，框架权成了第823条第1款上的权利，这些实为一般条款的事物吸收能力极强，几乎所有未被明文列举的人格利益都可以成为“一般人格权”，与企业经营相关的纯粹财产利益可以成为“营业权”，这就使得以保护利益为目的的另两个“小概括条款”——第823条第2款、第826条的适用范围大大缩减。于是，第823条第1款这个本来不打算成为一般条款的完全性法条，现在也几乎成了一个可以对权利和利益提供概括保护的一般条款，从而向法国模式大步靠拢。德国式“三个小概括条款”的模式，面临坍塌的危险。
框架权在本质上只是一个解释工具。当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概念无法解释时，德国学者创造了另外一个新概念去解释前者，如此而已。但仍然留有诸多难以克服的困惑。当然，本质上说，这些困惑并非框架权理论造成的，而是框架权理论的原材料——“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本身就有的。框架权只是总结了“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的共同特征，提出一个新名词而已，至于原有的矛盾，无论学者以何种方式言说，它们总是存在，无法消弥。质言之，框架权理论只是使本来无可解释的东西，变得“似乎”可以“有所”解释，更无其他。
三、不依赖框架权解决其所针对问题的尝试
框架权所解决的问题，不用框架权是否就不能解决呢？
首先，就框架权这个概念本身来说，它只是一个解释性理论。没有它，只不过会让既有的理论体系上的裂痕不加粉饰地、更清晰地展现于大家面前，而对实践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仅仅不使用“框架权”这个概念，只要其实质内容——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还在，前述问题就不会消失。当然，扩大侵权法对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保护范围，这乃是大势所趋，不可违抗。但问题是，是否不依靠这两个概念，我们就无法达到目的呢？
德国学者对此已有相当的讨论。在讨论“一般人格权作为‘框架权’和一般条款的资格之可疑性”问题上，拉伦茨、卡纳里斯认为：“有一种常见观点，即认为一般人格权不过是一个“框架权”和一个（伪装的）一般条款。尽管这里确有正确之处，但这种所谓资格在当今的发展情况下还是放弃为好。如前所述，由于一般人格权能够划分为比较清楚的转述为保护范围的一个系列，这些保护范围中的一部分具有精确的结构，从而可以依构成要件直接征引出违法性，另一部分保护范围至少也能具体化到常常只要很少的几条判断标准就足够将其确定……因此，法学在固化一般人格权的构成要件上付出的努力，恐怕应当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要件化的精确描述，人们或许可以尝试将‘一般’人格权逐渐浓缩为个别的‘具体’人格权。”[22]拉伦茨、卡纳里斯认为将一般人格权作为“框架权”或“一般条款”来认识不妥当，这并非一个纯粹从学理出发的观点，而是从实践出发提出的希望。因为，若仅将一般人格权认定为“框架权”或“一般条款”，等于肯定了其中包含的过大不确定性的合理性，并不再考虑进步，这是不妥当的。学者应当把一般人格权向精确的要件化方向努力，并不断建构出真正的“具体人格权”来覆盖一般人格权中主要的、成熟的领域。
拉伦茨、卡纳里斯对“营业权”概念也有堪称激烈的批评。“事实上营业权不仅缺乏社会典型公开性，而且缺乏归属效能和排除效能。”因此“营业权”并非权利，其实质为“以纯粹财产保护为目的的、未立法化的行为规范的源头”。结合实践中的案例类型，拉伦茨、卡纳里斯认为没有必要再设立一项“营业权”，而是应当回到民法典确立的模式，即通过第826条实现对这些利益的保护。[23]
以上说明，德国主流学者对司法实践中产生的这些有名无实的“权利”，也有许多批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逸出已规定权利之外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不值得保护；这只意味着，德国学者认为仍然能够找到—或至少应当去探求—更有确定性的保护方法。法官仅为自己裁判之便自行采取的这些手段，并非当然具有不容质疑的合理性，也非解决问题的必须或惟一。
中国有没有必要接受“框架权”、“一般人格权”、“营业权”这些概念呢？首先，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些概念本身并不代表客观真理，也不代表什么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们只是特定法典（《德国民法典》）、特定法律结构（“三个小概括条款”）下特定法律问题——缺乏人格利益和企业经济利益保护的一般条款——的一个可选择的解决方法（也不是惟一的解决方法）。我们并非一定要接受这些概念，更非不接受就不进步，就不符合世界潮流。惟一能决定我们是否接受这些概念的，是我们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
我国是否也缺乏人格利益和企业经济利益保护的一般条款？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我国侵权法在一般侵权行为条款上，采纳的是法国模式。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不区分权利与利益，以过错责任对权利和利益提供概括保护。而无论是法律未明文规定的人格利益，还是与企业经营有关的财产利益，都可以包含在“民事权益”这个宽泛得无法再宽泛的框架内。换言之，《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就是我国各种权利外利益兜底保护的一般条款，可以为各类利益提供请求权基础。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一般条款了，在该一般条款射程范围内，我们不需要再设立其他重叠的一般条款。
四、结论
框架权并非权利，其实质是一般条款。框架权是在德国司法实践创造了“一般人格权”、“营业权”这些有名无实的“权利”之后，为对这些所谓“权利”造成的理论裂痕有所弥补，而提出的一个解释性概念。但其效果充其量也只是有所弥补而已；理论裂痕是仍在的，不会因一个解释性概念的提出而消失。
框架权的内容——“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是为了解决特定法典、特定侵权法结构下的特定问题——德国侵权法缺乏人格利益和与企业经济利益保护的一般条款，而由司法创设的一个解决手段和裁判工具，并不代表客观真理或必然趋势。由于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已经有了对权利外利益提供概括保护的一般条款，因此从请求权基础和裁判需要角度，我们并不需要“框架权”、“一般人格权”、“营业权”这些一般条款性质的概念。
注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项目号：09YJC820116)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是受德国洪堡基金会“德国总理奖学金”(Bundeskanzler－Stipendium)项目资助，在德国访学期间完成的，在此向洪堡基金会致谢。
农业部
农业部关于印发《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管理规范》《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建设规范》的通知
农机发［2009］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机管理局（办公室）：
为贯彻落实今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提高农机安全监理能力的要求，规范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和人员的管理，建设高素质的农机安全监理人员队伍，推进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农机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保障农机安全生产，促进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我部制定了《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管理规范》、《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建设规范》，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1.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管理规范
2．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建设规范
二○○九年二月十日
附件1：
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管理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的管理，建设高素质的农机安全监理人员队伍，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机安全监理人员，是指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依法履行农机安全监理工作职责，在编、在岗的工作人员，包括检验员、考试员、事故处理员和其他管理人员。
第三条 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配备的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应当满足岗位设置要求，与所承担的工作任务相适应。
第二章 职责和条件
第四条 检验员执行《拖拉机登记规定》、《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监理规定》及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国家、行业标准的要求，负责农业机械的安全技术检验，签署检验报告并对检验结果负责。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熟悉农机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熟练掌握农业机械安全技术检验标准；
(三)掌握正确使用安全技术检验装备（设备）的方法；
(四)具备农机安全生产基本常识；
(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从事农机安全监理工作2年以上；
(六)持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并有2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
第五条 考试员按照《拖拉机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监理规定》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负责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的考试，签署考试成绩单。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熟悉农机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熟练操作农业机械驾驶人考试系统软件及考试设备；
(三)熟悉农业机械常识和农机安全操作规程;
(四)具备农机安全生产基本常识；
(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从事农机安全监理工作2年以上；
(六)持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并有3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
第六条 事故处理员按照农机事故处理规章的规定和要求，负责农机事故的报案受理、现场勘察、调查取证、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调解，签署农机事故处理文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熟悉农机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熟练操作农机事故勘察设备；
(三)熟悉农业机械常识和农机安全操作规程;
(四)熟悉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与事故防范措施；
(五)熟悉农机事故应急救援及预案程序；
(六)熟悉农机事故统计、报告制度；
(七)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从事农机安全监理工作2年以上；
(八)持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并有2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
第七条 其他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熟悉农机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二)熟悉农机安全监理业务知识;
(三)掌握农业机械常识和农机安全生产基本常识；
(四)掌握农机安全操作规程和农业机械驾驶操作技能；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应当经省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培训考试合格，领取农机安全监理证（以下简称监理证）后，上岗从事相关监理业务工作。监理证应当载明可从事的业务岗位。
从事农机行政执法的人员必须持有行政执法证。
第三章 考 核
第九条 农业部制定统一的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培训考核大纲、考核办法。
第十条 省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负责组织本辖区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培训、考试和监理证核发。
第十一条 农业部农机监理总站负责编制培训教材，组织省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的师资培训。
第十二条 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当组织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参加业务培训，更新业务知识、提高工作能力。
第四章 证 件
第十三条 监理证式样和规格按农业行业标准执行，由省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组织制作、核发、审验。
第十四条 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申请办理监理证应当填写《农机安全监理证审批表》（见附表），经本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审核同意后，逐级报至省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审查。
省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当建立农机监理人员管理档案。
第十五条 考试员、检验员、事故处理员所持监理证，每4年审验一次。审验内容包括：工作考核情况、违法违纪或重大工作过失情况等。
第十六条 持证人应妥善保管监理证，不得损毁或者转借他人。监理证遗失的，应及时向发证机构申请补证；监理证严重损坏或者载明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向发证机构申请换证，发证机构在办理换证时收回原证件。
第十七条 持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所在单位应收回监理证，并逐级上缴发证机构注销：
（一）调离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的；
（二）辞去公职或者被开除公职的；
（三）审验不合格的。
第五章 监 督
第十八条 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着装整齐、佩戴标志、持证上岗，规范执法，文明执法。
第十九条 农机安全监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规发放农业机械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
（二）为不符合驾驶许可条件、未经考试或考试不合格人员发放农业机械驾驶证；
（三）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农机事故；
（四）不公正处理农机事故；
（五）违法扣留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其号牌、行驶证、驾驶证；
（六）依法收取农机监理费或实施罚款时，不开具统一收费或罚没票据；
（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八）推诿刁难、态度恶劣；
（九）伪造、变造、倒卖牌证；
（十）不履行农机安全监理职责的其他行为。
有第（一）、（二）、（三）、（四）、（十）项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法予以行政处分并吊销监理证；有第（五）、（六）、（七）、（八）项行为，予以吊销监理证，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有第（九）项行为，涉嫌犯罪的，吊销监理证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遇到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情况，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应当执行国家有关的回避制度。
第二十一条 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的管理、监督，定期了解辖区内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的变动情况，对在农机安全生产工作中表现突出、成绩显著的农机安全监理人员，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表彰奖励。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2年11月13日农业部农机化管理司颁布的《农机监理员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附表：
农机安全监理证审批表
姓名性别照
片
民族政治面貌
职务职称
文化程度参加工作时间
身份证号
毕业院校及专业
工作单位
专业岗位□考试□检验□事故处理□其他
申请事项□初领□补证□换证
工作简历及培训、考核情况
县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意见
年月日（盖章）
市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意见
年月日（盖章）
省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意见
年月日（盖章）
注：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培训记录附于表后，一并存入人员档案。
附件2：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建设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进一步推进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规范化建设，提高农机安全监督管理水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县级以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农机安全监理机构）。
第三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规范建设应当坚持依法行政、公正廉洁、高效便民、层级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规范建设的总体要求：机构体系健全，队伍建设规范，装备设施齐全，业务管理科学，执法公正文明，监管严格高效，服务热情周到，依法履行农机安全监管职责，确保农机安全生产，保障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
第二章 机构建设
第五条 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是农机化主管部门所属的承担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农业机械牌证核发审验、农机安全生产检查、农机事故处理等公共安全管理职责的执法单位，接受同级农机主管部门领导和上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六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开展以下工作：
（一）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农机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农业机械的登记和备案；
（三）农业机械的安全技术检验；
（四）驾驶操作人员的考试证件核发和审验；
（五）农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宣传教育；
（六）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违法违规行为查处；
（七）农机事故统计、报告、调查处理；
（八）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授权的其它事项。
第七条 各地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名称应规范，岗位设置应科学合理、分工明确，既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又高效运转、方便群众。
第八条 具体承担农业机械登记和驾驶证核发业务的农机安全监理机构一般应设置以下岗位：业务领导、登记审核、安全技术检验、驾驶人考试、牌证管理、档案管理以及安全检查、事故处理、统计分析、安全宣传教育等。
农业机械登记和驾驶证核发工作流程的相邻岗位不能兼任。安全技术检验、驾驶人考试、安全检查、行政处罚、事故现场勘察、事故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调解等工作至少由2人共同完成。
第三章 人员队伍
第九条 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的人员配备根据本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保有量和驾驶操作人员数量合理确定，应当满足岗位设置的要求，与所承担的职责和工作任务相适应。
第十条 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要严格执行《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管理规范》，加强对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的管理。
第十一条 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要明确其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做到责任到人、持证上岗，并在工作场所或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示。
第四章 设施装备
第十二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具有适应农机安全监理工作需要的办公场所，配备宣传教育、信息化管理和办公自动化等仪器设备，并按照农机安全监理行业标识规范设置相关标识标志。
第十三条 承担牌证核发业务的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设有方便群众、满足业务工作需要的办证场所，办证场所环境卫生整洁，配置桌椅、饮用水、笔墨、胶水等用品。
第十四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当具有满足需要的考试场地、考试机具及配套设施，逐步实现无纸化考试和电子桩考。
第十五条 县级及设区的市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配备固定式或移动式安全技术检测设备，以配备移动式安全技术检测设备为主。
第十六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配备安全检查、事故处理、应急救援、移动检测等专用车辆并统一行业标识，安全检查、应急救援车辆应装备扩音、通信等设备，事故处理车辆应装备事故勘察仪器。
第五章 业务规范
第十七条 办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登记业务，按照《拖拉机登记规定》、《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监理规定》及其工作规范执行。对不符合标准要求、检验不合格、不按规定检验的不得办理登记业务；严禁跨行政区域发牌发证。
第十八条 办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申领业务，按照《拖拉机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监理规定》及其工作规范执行。对未提供身份证明原件、医院体检证明和申请人情况与所提供资料不一致的不予受理。
第十九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登记证书等牌证制作，按照《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牌证制发监督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办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登记和驾驶证核发等业务应使用全国统一的计算机管理软件。
第二十一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安全技术检验应执行《农业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16151.1.5.12-2008）等国家和行业标准。
第二十二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当制定农机安全宣传教育计划，开展经常性的农机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农机安全生产知识。
第二十三条 农机安全检查应当在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的职责范围内开展，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检查和处罚。
第二十四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按照农机事故处理相关法规的规定，进行事故的报案登记、受理、立案、现场调查、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调解等工作。
第二十五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当制定重特大农机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值班和农机事故快速报告制度，公布事故报案电话。
第二十六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按照农业机械化管理统计制度的要求，及时、准确、全面地做好农机安全监理业务统计和农机事故统计分析工作。
第二十七条 农业机械安全监理工作业务档案应按规定立卷归档，符合档案管理标准和要求，执行档案保管期限和借阅制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的档案应专库存放，且具备防潮、防火、防盗、防蛀等功能，各类档案排列有序，完整规范，便于查找。重要电子档案应做好备份。
第二十八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建立健全业务印章使用保管、牌证物资管理、设备管理、财务管理等制度。
第六章 服务标准
第二十九条 各级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应牢固树立“以民为本、为民服务、帮民解困、助民增收、保民平安”的观念，做到纪律严明、举止端庄、语言文明、行为规范。
第三十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当公开行政审批事项及办事依据、办事程序、收费项目及标准、办事人员及监督投诉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一条 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在岗工作和执行公务时，应着装整洁，佩带统一标识标志；开展农机安全检查等执法活动，应主动出示执法证件，严格按照执法程序，规范执法，文明执法。
第三十二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办理业务实行“首问负责制”，严格执行限时办结的规定。对符合法律规定、手续齐全的，应当场办结；材料不全的，应一次告知需要补正的材料；对依法不能办理的，应向申请人说明原因。
第三十三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实行服务承诺制，推行“一站式”办公、进村入户、预约服务，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办事环节，缩短办事周期，提高效率，方便群众。
第七章 监督考核
第三十四条 农机安全生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纳入各级政府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和农机化管理工作考核内容，建立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层层签定安全生产责任书。
第三十五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岗位制约机制，执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第三十六条 上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加强对下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不断完善层级监督长效机制，建立通报、督办、暂停业务、责令整改等制度。
第三十七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设立行风举报电话和意见箱，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应安排人员负责调查落实，及时处理。
第三十八条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公用经费保障机制，加强对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经费收支情况的监督。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各地可依据本规范，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条 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框架权”概念的研讨，对我们自己的法律建构也是有益的。一个直接的例子，一般人格权是当下理论和立法热点之一，关于其性质和存废，存在诸多争论。[2]而在德国法上，“框架权”是“一般人格权”概念存在的理论上的正当性根基；“框架权”理论中，包含了一般人格权的几乎全部理论要素。透彻理解了“框架权”，也就为我们正确理解德国法背景下的“一般人格权”奠定了基础，从而有益于我们在一般人格权的理论建构和立法中，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框架权既有益于我们认识他人，亦有益于我们反思自己；然而对此问题，国内却缺乏深入的研究。虽然有学者在研究“一般人格权”问题时提到此概念，[3]但至今几乎没有以此为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期刊论文。[4]故本文拟对“框架权”进行一个探讨。
本文将以下述次序展开：首先，框架权的特征性何在？它究竟是权利还是一个一般条款；其次，“框架权”能够解决或解释什么问题？又会引发什么新的问题？最后进行反思，我们是否一定要利用框架权，才能解决该概念所欲解决的问题？以及由此对我们的启示。
一、框架权的性质——权利抑或一般条款？
“框架权”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菲肯切尔（Fickencher）教授提出的，他对框架权有如下描述：“有一些法律地位，它们被归属于确定主体的权利范围，但却并不像前述绝对权具有确定易辨的清晰性，而是显示出某种模糊性。虽然客观法赋予了它们明确的地位，但它们并不能原则上排除他人的一切侵害。人们可以将这些法律地位称为框架权，从而与那些绝对受保护的法益相区分（‘框架权’概念在本书1965年第1版中就被提出了，且甫一出现就获得了赞同）。因此侵害框架权的侵权行为有如下共同特征，即对框架权侵害之本身，并不能‘征引’出行为的违法性，违法性须通过利益衡量（施瓦茨：‘全面的法益和利益衡量’）才能获得。存在违法妨害时，亦得提起不作为之诉。若该侵害是可允许的，则依事实要件不构成侵权行为。人们区分了两种框架权：其一为企业权（das Recht am Un-ternehmen），其二为一般人格权。两者都是第823条第1款上的‘其他权利’。”[5]
菲肯切尔教授是“框架权”概念的首创者，其他人对框架权的叙述，都是在菲肯切尔教授论述基础上的继续阐发。由上引可知“框架权”具有如下三个重要特点：
第一，框架权并不是清晰确定的，而是具有某种模糊性。换言之，框架权并不具有确定的内容和清晰的边界，比如，一般人格权这个概念中包含了什么内容？很难从正面说清。“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中收容了什么生活条件，不仅无法用一个统一的公式来表达，甚至连设立一个可供归纳之用的公式都不可能。”[6]虽难以说清但又不得不说，于是难免人言人殊。如拉伦茨（Larenz）、卡纳里斯（Canaris）认为，一般人格权的内容包括：（1）免受歪曲和不实描述的保护；（2）免受贬低的保护；（3）免受经济利用的保护；（4）个人领域免受侵入的保护；（5）个人意见及真实信息免受传播的保护；（6）决定自由免受妨害的保护。[7]梅迪库斯（Medicus）、劳伦茨（Lorenz）认为，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包括：（1）个人名誉的保护；（2）免于在公众中形成错误形象；（3）隐私免受侵入。[8]菲肯切尔认为，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包括：（1）侵入个人领域；（2）对个人领域情况的泄露;（3）歪曲他人现在或以往的形象。[9]以上德国学者的观点是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区分方法，阐述一般人格权这一领域究竟包括了什么的一些认识，但他们绝未期望能够把其内容穷尽地、清晰地描绘出来，他们只是尽量想让一般人格权中的某些侧面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从而有利于认识和适用而已。营业权也是典型的模糊化的“权利”，它的实质是对过错造成企业经营损失提供一般的保护，正如梅迪库斯、劳伦茨所说，对于营业权，“重要的不在于企业的存在，而在于企业的动态运营，从而获得营业额和利润。”[10]可以想见，“企业的动态运营”、“营业额”、“利润”这些表述都是非常模糊的，而且是变动不居的。何种行为属于具有违法性地造成前述利益的损害，并应产生责任？也无法一概清晰地说明。总之，框架权——具体而言，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都并非内容清晰确定的权利，而是具有模糊性。
第二，框架权侵害必须经过利益衡量才能确定违法性，才能决定保护。原因在于，框架权总是时时刻刻与其他正当利益相冲突。如一般人格权——尤其是其中的名誉、隐私部分——总是与他人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艺术创作自由相冲突；营业权总是与自由竞争相冲突。以上正当利益冲突的常态化和复杂性，使得立法者无法在事先对这些冲突予以类型化地模式处理，只能将这些利益冲突下的保护取舍之权交予法官，由法官在个案中进行利益衡量，综合一切情事判断，决定何者更值得保护。社会关系领域中，就是有一些部分，其利益冲突程度和关系复杂性，超出了人的预判能力。法律要么不把这些领域纳入调整范围内，如此还可保持立法者对法官的控制；若要把这些领域纳入其调整范围，就只能把做实质判断的权力交给法官，由法官事后地、个案地—而非由立法者事先地、一般地—处理这些问题。框架权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调整深度及于这些复杂领域的一个结果，于是，此领域中法官的利益衡量也就成为必然。
第三，框架权具有对传统权利的补充功能，是一种兜底保护的手段。框架权的射程广泛而模糊，当框架权与法律已明文规定的权利给人竞合之感时，应当如何适用？显然应当优先适用已明文规定的其他权利，当其他权利力有不及之时，再考虑适用框架权。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具体人格权“是一般人格权的一个片断，一个特别表现形式。”[11]那么，当一个人格保护案件落在具体人格权范围内，当然须优先适用特别规定；缺乏特别规定之时，方有一般规定——即一般人格权之适用。营业权也是如此。《德国民法典》中本来就存在一些从若干侧面对企业经营进行保护的规定，如第823条第1款可对企业主的所有权和占有提供保护，第824条可对商业信用提供保护，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10条和第3条以下可对抗不正当竞争，《反限制竞争法》第33条可对抗确定的竞争限制，《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更可转介更多保护性法规进入侵权法，引发赔偿责任。但一般性地保护企业经营的规定，尚付阙如。营业权就是这样一个一般性的保护规定。但同时，营业权仅为一个兜底条款，只有在其他保护性规定无法对个案妥当调整时，才应予以适用。[12]
正是从以上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框架权”与侵权法上的传统权利是有重大差异的。首先，侵权法上的权利应当具有确定的内容和清晰的边界，这一点被德国学者称为“归属效能”。拉伦茨、卡纳里斯认为：“归属效能和排除效能是侵权保护的最佳基础。当权利或利益的主体基于法律规定可以对这些权利和利益进行任意处分时，这就意味着法秩序为他提供了一个固定而明确的保护范围，并在该范围内保护他不受第三人之侵害。”[13]归属效能即意味着一项权利须将某项确定的利益内容归属于特定主体，从而保证确定情况下、确定范围内，特定主体可取得相对于其他主体的法律优先。其次，正是由于法律已经通过设立权利的方式，将确定利益归属于特定主体，故当其他主体侵害此已被归属的利益内容时，法秩序即被破坏，由此产生了违法性。易言之，在权利侵害问题上，法官只能检验是否存在立法者事先设立的违法性阻却事由；若无此等事由，法官必须认定存在违法性，而无权继续进行利益衡量。此即所谓侵害权利直接“征引”出违法性的理论。[14]
反观“框架权”，它是不具有确定的内容和清晰的边界的，其内在究竟包括了什么，具有模糊性；由此就导致框架权不可能为其他主体设立明确的警戒线，他人何时何种行为构成违法侵害，只能由法官在个案中利益衡量确定，而非由侵害直接“征引”。因此，立法者是无法通过设立一种“框架权”，来事先确立一种确定法秩序的；这种所谓“权利”所表达出来的意义，仅仅是对于以往被忽视的某个领域，法律现在可以介入或者说法官现在可以考虑对受损者提供保护，至于怎样介入和如何考虑保护，则完全靠法官自己做判断。
框架权名为权利，实与权利迥然有异；与之相近的，恰恰是一般条款。众所周知，一般条款都是概括抽象的，而不可能内容确定具体，否则就违反了其“以具有一般意义的表述容纳尽可能多的事实要件”[15]的本意；如“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公平”等典型的一般条款，莫不如此。在功能上，有学者在讨论诚实信用原则时指出，“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在授予法院以自由裁量权”，“这种模糊规定或不确定规定，导源于这样的事实：立法机关考虑到法律不能包容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不得不把补充和发展法律的部分权力授予司法者，以模糊规定或不确定规定的方式把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交给了法官。”[16]同时，在法律适用上，具体规定优先于一般条款，“当有具体规定时不适用该具体规定而适用诚信原则，法解释学上称为‘向一般条款的逃避’，应予禁止。”[17]故一般条款仅对具体规定起补充作用。
内容并非具体确定、须法官在利益衡量前提下进行自由裁量、对具体规定起补充作用，框架权的这三个特征，与典型的、传统意义上的权利个个相悖，却与一般条款的特征个个相合。事实上，这种抽象概括、由法官进行衡量和判断、补具体规定之不足的制度，只能是一般条款，无论它叫什么名称。
二、“框架权”的功能及困惑
（一）“框架权”概念的功能
德国学者为什么要提出一个“框架权”概念？该概念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要明了这一点，必须首先明了德国侵权法——尤其是其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基本结构。
为求与法典创制时的经济自由主义相适应，《德国民法典》立法者排除了法国式的、以一个过错责任条款对一切权利利益进行概括保护的做法，认为这样会导致过多的侵权责任，从而限制人们的行为自由。[18]于是，《德国民法典》立法者仅把一些典型、成熟、最值得保护的客体遴选出来，用第823条第1款的过错责任对其提供“无隙”保护；其他客体则须另行寻找保护依据。这些被遴选出来的保护客体有六项，即“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其他权利”。这里的关键在于何为“其他权利”？“该概念单纯从语言上说是非常模糊和宽泛的，但它实际上需要限缩解释……因为如果人们把一切受法律保护的利益都作为‘其他权利’来理解，则（其他权利）与生命、健康和所有权这些已被命名的法益和权利的相似性就会丧失，进而在事实上沦为那个‘大的’概括条款（指法国一般侵权行为条款模式，笔者注），这与民法典第823条以下的体系是不相容的。”[19]
于是，德国学者对“其他权利”提出了“归属效能”、“排除效能”、“社会典型公开性”三项判断标准；也即一项保护客体必须具备清晰确定的利益内容、必须能够排除一切他人之非法干涉、必须能够让社会一般主体有识别保护客体的一般可能性。[20]德国通说认为满足以上标准的其他权利包括限制物权、期待权、先占权、占有、无形财产权等。[21]不能满足以上标准的，便仅为一项利益—德国学者更习惯称之为“纯粹财产”，仅能在第823条第2款“违反保护他人的法规”或第826条“故意违反善良风俗加损害于他人”中，寻找保护依据。
然而，以上法律结构毕竟是与行为自由优先相适应的，随着现代侵权法价值取向转移为损害填补优先，前述限制侵权赔偿请求权的法律结构很快就被冲破了。新生制度的典型就是前文所述的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
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既非立法者有意而为的制度设计，也非学者的法教义学的推演，而是法官面对实践压力“逼不得已的创新”。在损害填补优先的背景下审视1900年生效的德国侵权制度，会发现其中存在保护客体上的重大遗漏。主要包括：其一，缺乏对几种明文规定之外的人格利益的概括保护；其二，缺乏对一些特定行为之外的损害企业经营的概括保护。二战之后的德国法官，在侵权法的价值变迁和社会高涨的保护需求的背景下，在个案中面对这些遗漏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没有选择的，只能提供保护。可问题在于——没有裁判依据。难道等待立法修改吗？个案中的法官可等不及，于是办法只有一个——自己创造裁判依据，并依之进行判决。于是就诞生了所谓“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法官称这两项权利属于第823条第1款上的“其他权利”，于是便可以方便地发动过错责任，为受害人提供保护。如此一来，法官不仅有了新的裁判依据，而且减弱了相关利益的保护要件，从而减轻了自己的论证义务。换言之，法官不仅有了新工具，而且新工具还很方便顺手。
法官只须对个案妥当性负责，不须对法律体系的整体解释负责；结果“一般人格权”与“营业权”两个工具越用越顺手，判例越积越多。但这却苦了学者。学者是必须对法律整体自洽性提供解释的。在一路高歌猛进的法官背后，学者颇有些无奈地为前者收拾理论和体系上的残局；对那些已无法解释的事物继续提供解释。
这种解释是什么？这就是“框架权”的由来。德国学者——首先是菲肯切尔教授——提出了一种新型权利，此种权利并无确定的边界，只是指示出一个范围（框架），可以考虑保护的客体就在这个范围内，但具体在哪里，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只有事后在个案中，法官依一切情事进行利益衡量之后，才知道是否应当对其提供保护。借助这个概念，来弥补传统权利规定之不足，而“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正是“框架权”的两个典型。由此，没有确定的内容、缺乏清晰的边界、必须经法官利益衡量、对具体规定的补充作用，所有这些悖于传统权利之处，反倒成了新型权利的特征。于是，“一般人格权”与“营业权”的悖理之感有所减少，理论上的依据感有所增加。本来“一般人格权”与“营业权”都是漂浮在空中，无根无据的事物，有了“框架权”，便为它们下方垫了一个基座，变得似乎有所凭据了。这就是“框架权”—一种学理为了应对实践发展的解释性理论——的功能。
（二）“框架权”理论带来的困惑
“框架权”理论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的突兀感，为后者提供了一定的正当性。但仍留有诸多困惑，以下分三点述之。
第一，权利与一般条款的混淆。权利是权利，一般条款是一般条款，两者本来界线是清楚的。而现在，实为一般条款的事物也被赋予了权利之名，那么，什么是权利？这个问题就变得很难回答了。事实上，权利意味着社会关系调整上的一种立法者主导，立法者依靠设立权利而事先确定了构成要件、法律效果、行为模式，借以实现对法官和社会关系的控制；一般条款意味着社会关系调整上的一种司法者主导，立法者承认自己在某些情况下力有不及之处，因此把这些情况下做实质判断的权力交给了法官。而现在，一般条款也成了权利，前述两者区分及其区分带来的不同机能，就难再成立了。
第二，法官群体的自我授权。民法中不是不可以有一般条款，而是必须有。但问题是，一般条款应当是立法者设立的，是立法者对司法者的“空白委任状”和宽泛自由裁量权的授予。而在框架权理论之下，是司法者自己在创设一般条款，是自己对自己进行委任和授权。当然，即使在大陆法系中，立法者也不可能实现对司法者的完全控制，后者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但都未达到框架权理论展示给我们的，法官自己对自己进行“空白委任”的程度。
第三，“三个小概括条款”的危险处境。德国一般侵权行为条款虽然自称为“三个小概括条款”，其实其核心规范——第823条第1款并非概括条款。因为原本该款上的所有权利都具有权利特征，都有明确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换言之，第823条第1款是建立了确定行为模式的完全性法条。而现在，框架权成了第823条第1款上的权利，这些实为一般条款的事物吸收能力极强，几乎所有未被明文列举的人格利益都可以成为“一般人格权”，与企业经营相关的纯粹财产利益可以成为“营业权”，这就使得以保护利益为目的的另两个“小概括条款”——第823条第2款、第826条的适用范围大大缩减。于是，第823条第1款这个本来不打算成为一般条款的完全性法条，现在也几乎成了一个可以对权利和利益提供概括保护的一般条款，从而向法国模式大步靠拢。德国式“三个小概括条款”的模式，面临坍塌的危险。
框架权在本质上只是一个解释工具。当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概念无法解释时，德国学者创造了另外一个新概念去解释前者，如此而已。但仍然留有诸多难以克服的困惑。当然，本质上说，这些困惑并非框架权理论造成的，而是框架权理论的原材料——“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本身就有的。框架权只是总结了“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的共同特征，提出一个新名词而已，至于原有的矛盾，无论学者以何种方式言说，它们总是存在，无法消弥。质言之，框架权理论只是使本来无可解释的东西，变得“似乎”可以“有所”解释，更无其他。
三、不依赖框架权解决其所针对问题的尝试
框架权所解决的问题，不用框架权是否就不能解决呢？
首先，就框架权这个概念本身来说，它只是一个解释性理论。没有它，只不过会让既有的理论体系上的裂痕不加粉饰地、更清晰地展现于大家面前，而对实践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仅仅不使用“框架权”这个概念，只要其实质内容——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还在，前述问题就不会消失。当然，扩大侵权法对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保护范围，这乃是大势所趋，不可违抗。但问题是，是否不依靠这两个概念，我们就无法达到目的呢？
德国学者对此已有相当的讨论。在讨论“一般人格权作为‘框架权’和一般条款的资格之可疑性”问题上，拉伦茨、卡纳里斯认为：“有一种常见观点，即认为一般人格权不过是一个“框架权”和一个（伪装的）一般条款。尽管这里确有正确之处，但这种所谓资格在当今的发展情况下还是放弃为好。如前所述，由于一般人格权能够划分为比较清楚的转述为保护范围的一个系列，这些保护范围中的一部分具有精确的结构，从而可以依构成要件直接征引出违法性，另一部分保护范围至少也能具体化到常常只要很少的几条判断标准就足够将其确定……因此，法学在固化一般人格权的构成要件上付出的努力，恐怕应当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要件化的精确描述，人们或许可以尝试将‘一般’人格权逐渐浓缩为个别的‘具体’人格权。”[22]拉伦茨、卡纳里斯认为将一般人格权作为“框架权”或“一般条款”来认识不妥当，这并非一个纯粹从学理出发的观点，而是从实践出发提出的希望。因为，若仅将一般人格权认定为“框架权”或“一般条款”，等于肯定了其中包含的过大不确定性的合理性，并不再考虑进步，这是不妥当的。学者应当把一般人格权向精确的要件化方向努力，并不断建构出真正的“具体人格权”来覆盖一般人格权中主要的、成熟的领域。
拉伦茨、卡纳里斯对“营业权”概念也有堪称激烈的批评。“事实上营业权不仅缺乏社会典型公开性，而且缺乏归属效能和排除效能。”因此“营业权”并非权利，其实质为“以纯粹财产保护为目的的、未立法化的行为规范的源头”。结合实践中的案例类型，拉伦茨、卡纳里斯认为没有必要再设立一项“营业权”，而是应当回到民法典确立的模式，即通过第826条实现对这些利益的保护。[23]
以上说明，德国主流学者对司法实践中产生的这些有名无实的“权利”，也有许多批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逸出已规定权利之外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不值得保护；这只意味着，德国学者认为仍然能够找到—或至少应当去探求—更有确定性的保护方法。法官仅为自己裁判之便自行采取的这些手段，并非当然具有不容质疑的合理性，也非解决问题的必须或惟一。
中国有没有必要接受“框架权”、“一般人格权”、“营业权”这些概念呢？首先，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些概念本身并不代表客观真理，也不代表什么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们只是特定法典（《德国民法典》）、特定法律结构（“三个小概括条款”）下特定法律问题——缺乏人格利益和企业经济利益保护的一般条款——的一个可选择的解决方法（也不是惟一的解决方法）。我们并非一定要接受这些概念，更非不接受就不进步，就不符合世界潮流。惟一能决定我们是否接受这些概念的，是我们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
我国是否也缺乏人格利益和企业经济利益保护的一般条款？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我国侵权法在一般侵权行为条款上，采纳的是法国模式。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不区分权利与利益，以过错责任对权利和利益提供概括保护。而无论是法律未明文规定的人格利益，还是与企业经营有关的财产利益，都可以包含在“民事权益”这个宽泛得无法再宽泛的框架内。换言之，《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就是我国各种权利外利益兜底保护的一般条款，可以为各类利益提供请求权基础。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一般条款了，在该一般条款射程范围内，我们不需要再设立其他重叠的一般条款。
四、结论
框架权并非权利，其实质是一般条款。框架权是在德国司法实践创造了“一般人格权”、“营业权”这些有名无实的“权利”之后，为对这些所谓“权利”造成的理论裂痕有所弥补，而提出的一个解释性概念。但其效果充其量也只是有所弥补而已；理论裂痕是仍在的，不会因一个解释性概念的提出而消失。
框架权的内容——“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是为了解决特定法典、特定侵权法结构下的特定问题——德国侵权法缺乏人格利益和与企业经济利益保护的一般条款，而由司法创设的一个解决手段和裁判工具，并不代表客观真理或必然趋势。由于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已经有了对权利外利益提供概括保护的一般条款，因此从请求权基础和裁判需要角度，我们并不需要“框架权”、“一般人格权”、“营业权”这些一般条款性质的概念。
注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项目号：09YJC820116)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是受德国洪堡基金会“德国总理奖学金”(Bundeskanzler－Stipendium)项目资助，在德国访学期间完成的，在此向洪堡基金会致谢。
农业部关于印发《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管理规范》和《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建设规范》的通知
农业部关于印发《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管理规范》《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建设规范》的通知
农机发［2009］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机管理局（办公室）：
为贯彻落实今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提高农机安全监理能力的要求，规范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和人员的管理，建设高素质的农机安全监理人员队伍，推进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农机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保障农机安全生产，促进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我部制定了《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管理规范》、《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建设规范》，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1.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管理规范
2．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建设规范
二○○九年二月十日
附件1：
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管理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的管理，建设高素质的农机安全监理人员队伍，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机安全监理人员，是指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依法履行农机安全监理工作职责，在编、在岗的工作人员，包括检验员、考试员、事故处理员和其他管理人员。
第三条 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配备的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应当满足岗位设置要求，与所承担的工作任务相适应。
第二章 职责和条件
第四条 检验员执行《拖拉机登记规定》、《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监理规定》及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国家、行业标准的要求，负责农业机械的安全技术检验，签署检验报告并对检验结果负责。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熟悉农机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熟练掌握农业机械安全技术检验标准；
(三)掌握正确使用安全技术检验装备（设备）的方法；
(四)具备农机安全生产基本常识；
(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从事农机安全监理工作2年以上；
(六)持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并有2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
第五条 考试员按照《拖拉机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监理规定》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负责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的考试，签署考试成绩单。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熟悉农机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熟练操作农业机械驾驶人考试系统软件及考试设备；
(三)熟悉农业机械常识和农机安全操作规程;
(四)具备农机安全生产基本常识；
(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从事农机安全监理工作2年以上；
(六)持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并有3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
第六条 事故处理员按照农机事故处理规章的规定和要求，负责农机事故的报案受理、现场勘察、调查取证、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调解，签署农机事故处理文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熟悉农机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熟练操作农机事故勘察设备；
(三)熟悉农业机械常识和农机安全操作规程;
(四)熟悉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与事故防范措施；
(五)熟悉农机事故应急救援及预案程序；
(六)熟悉农机事故统计、报告制度；
(七)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从事农机安全监理工作2年以上；
(八)持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并有2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
第七条 其他管理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熟悉农机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二)熟悉农机安全监理业务知识;
(三)掌握农业机械常识和农机安全生产基本常识；
(四)掌握农机安全操作规程和农业机械驾驶操作技能；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应当经省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培训考试合格，领取农机安全监理证（以下简称监理证）后，上岗从事相关监理业务工作。监理证应当载明可从事的业务岗位。
从事农机行政执法的人员必须持有行政执法证。
第三章 考 核
第九条 农业部制定统一的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培训考核大纲、考核办法。
第十条 省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负责组织本辖区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培训、考试和监理证核发。
第十一条 农业部农机监理总站负责编制培训教材，组织省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的师资培训。
第十二条 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当组织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参加业务培训，更新业务知识、提高工作能力。
第四章 证 件
第十三条 监理证式样和规格按农业行业标准执行，由省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组织制作、核发、审验。
第十四条 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申请办理监理证应当填写《农机安全监理证审批表》（见附表），经本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审核同意后，逐级报至省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审查。
省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当建立农机监理人员管理档案。
第十五条 考试员、检验员、事故处理员所持监理证，每4年审验一次。审验内容包括：工作考核情况、违法违纪或重大工作过失情况等。
第十六条 持证人应妥善保管监理证，不得损毁或者转借他人。监理证遗失的，应及时向发证机构申请补证；监理证严重损坏或者载明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向发证机构申请换证，发证机构在办理换证时收回原证件。
第十七条 持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所在单位应收回监理证，并逐级上缴发证机构注销：
（一）调离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的；
（二）辞去公职或者被开除公职的；
（三）审验不合格的。
第五章 监 督
第十八条 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着装整齐、佩戴标志、持证上岗，规范执法，文明执法。
第十九条 农机安全监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规发放农业机械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
（二）为不符合驾驶许可条件、未经考试或考试不合格人员发放农业机械驾驶证；
（三）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农机事故；
（四）不公正处理农机事故；
（五）违法扣留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其号牌、行驶证、驾驶证；
（六）依法收取农机监理费或实施罚款时，不开具统一收费或罚没票据；
（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八）推诿刁难、态度恶劣；
（九）伪造、变造、倒卖牌证；
（十）不履行农机安全监理职责的其他行为。
有第（一）、（二）、（三）、（四）、（十）项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法予以行政处分并吊销监理证；有第（五）、（六）、（七）、（八）项行为，予以吊销监理证，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有第（九）项行为，涉嫌犯罪的，吊销监理证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遇到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情况，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应当执行国家有关的回避制度。
第二十一条 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的管理、监督，定期了解辖区内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的变动情况，对在农机安全生产工作中表现突出、成绩显著的农机安全监理人员，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表彰奖励。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2年11月13日农业部农机化管理司颁布的《农机监理员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附表：
农机安全监理证审批表
姓名性别照
片
民族政治面貌
职务职称
文化程度参加工作时间
身份证号
毕业院校及专业
工作单位
专业岗位□考试□检验□事故处理□其他
申请事项□初领□补证□换证
工作简历及培训、考核情况
县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意见
年月日（盖章）
市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意见
年月日（盖章）
省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意见
年月日（盖章）
注：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培训记录附于表后，一并存入人员档案。
附件2：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建设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进一步推进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规范化建设，提高农机安全监督管理水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县级以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农机安全监理机构）。
第三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规范建设应当坚持依法行政、公正廉洁、高效便民、层级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规范建设的总体要求：机构体系健全，队伍建设规范，装备设施齐全，业务管理科学，执法公正文明，监管严格高效，服务热情周到，依法履行农机安全监管职责，确保农机安全生产，保障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
第二章 机构建设
第五条 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是农机化主管部门所属的承担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农业机械牌证核发审验、农机安全生产检查、农机事故处理等公共安全管理职责的执法单位，接受同级农机主管部门领导和上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六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开展以下工作：
（一）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农机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农业机械的登记和备案；
（三）农业机械的安全技术检验；
（四）驾驶操作人员的考试证件核发和审验；
（五）农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宣传教育；
（六）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违法违规行为查处；
（七）农机事故统计、报告、调查处理；
（八）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授权的其它事项。
第七条 各地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名称应规范，岗位设置应科学合理、分工明确，既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又高效运转、方便群众。
第八条 具体承担农业机械登记和驾驶证核发业务的农机安全监理机构一般应设置以下岗位：业务领导、登记审核、安全技术检验、驾驶人考试、牌证管理、档案管理以及安全检查、事故处理、统计分析、安全宣传教育等。
农业机械登记和驾驶证核发工作流程的相邻岗位不能兼任。安全技术检验、驾驶人考试、安全检查、行政处罚、事故现场勘察、事故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调解等工作至少由2人共同完成。
第三章 人员队伍
第九条 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的人员配备根据本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保有量和驾驶操作人员数量合理确定，应当满足岗位设置的要求，与所承担的职责和工作任务相适应。
第十条 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要严格执行《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管理规范》，加强对农机安全监理人员的管理。
第十一条 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要明确其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做到责任到人、持证上岗，并在工作场所或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示。
第四章 设施装备
第十二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具有适应农机安全监理工作需要的办公场所，配备宣传教育、信息化管理和办公自动化等仪器设备，并按照农机安全监理行业标识规范设置相关标识标志。
第十三条 承担牌证核发业务的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设有方便群众、满足业务工作需要的办证场所，办证场所环境卫生整洁，配置桌椅、饮用水、笔墨、胶水等用品。
第十四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当具有满足需要的考试场地、考试机具及配套设施，逐步实现无纸化考试和电子桩考。
第十五条 县级及设区的市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配备固定式或移动式安全技术检测设备，以配备移动式安全技术检测设备为主。
第十六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配备安全检查、事故处理、应急救援、移动检测等专用车辆并统一行业标识，安全检查、应急救援车辆应装备扩音、通信等设备，事故处理车辆应装备事故勘察仪器。
第五章 业务规范
第十七条 办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登记业务，按照《拖拉机登记规定》、《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监理规定》及其工作规范执行。对不符合标准要求、检验不合格、不按规定检验的不得办理登记业务；严禁跨行政区域发牌发证。
第十八条 办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申领业务，按照《拖拉机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安全监理规定》及其工作规范执行。对未提供身份证明原件、医院体检证明和申请人情况与所提供资料不一致的不予受理。
第十九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登记证书等牌证制作，按照《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牌证制发监督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办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登记和驾驶证核发等业务应使用全国统一的计算机管理软件。
第二十一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安全技术检验应执行《农业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16151.1.5.12-2008）等国家和行业标准。
第二十二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当制定农机安全宣传教育计划，开展经常性的农机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农机安全生产知识。
第二十三条 农机安全检查应当在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的职责范围内开展，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检查和处罚。
第二十四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按照农机事故处理相关法规的规定，进行事故的报案登记、受理、立案、现场调查、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调解等工作。
第二十五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当制定重特大农机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值班和农机事故快速报告制度，公布事故报案电话。
第二十六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按照农业机械化管理统计制度的要求，及时、准确、全面地做好农机安全监理业务统计和农机事故统计分析工作。
第二十七条 农业机械安全监理工作业务档案应按规定立卷归档，符合档案管理标准和要求，执行档案保管期限和借阅制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的档案应专库存放，且具备防潮、防火、防盗、防蛀等功能，各类档案排列有序，完整规范，便于查找。重要电子档案应做好备份。
第二十八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建立健全业务印章使用保管、牌证物资管理、设备管理、财务管理等制度。
第六章 服务标准
第二十九条 各级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应牢固树立“以民为本、为民服务、帮民解困、助民增收、保民平安”的观念，做到纪律严明、举止端庄、语言文明、行为规范。
第三十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当公开行政审批事项及办事依据、办事程序、收费项目及标准、办事人员及监督投诉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一条 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在岗工作和执行公务时，应着装整洁，佩带统一标识标志；开展农机安全检查等执法活动，应主动出示执法证件，严格按照执法程序，规范执法，文明执法。
第三十二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办理业务实行“首问负责制”，严格执行限时办结的规定。对符合法律规定、手续齐全的，应当场办结；材料不全的，应一次告知需要补正的材料；对依法不能办理的，应向申请人说明原因。
第三十三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实行服务承诺制，推行“一站式”办公、进村入户、预约服务，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办事环节，缩短办事周期，提高效率，方便群众。
第七章 监督考核
第三十四条 农机安全生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纳入各级政府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和农机化管理工作考核内容，建立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层层签定安全生产责任书。
第三十五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岗位制约机制，执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第三十六条 上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加强对下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不断完善层级监督长效机制，建立通报、督办、暂停业务、责令整改等制度。
第三十七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应设立行风举报电话和意见箱，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应安排人员负责调查落实，及时处理。
第三十八条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公用经费保障机制，加强对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经费收支情况的监督。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各地可依据本规范，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条 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